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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读《荀子·正名》篇  

2017-02-17 06:25:27|  分类: 【总结提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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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荀子·正名》篇

(2013-08-20 )
【命名】读《荀子·正名》篇 - 思想家 - 教育科研博客

《荀子·正名》篇历来被认为是《荀子》一书中比较难读懂的一篇。这不仅因为《正名》篇涉及不少逻辑思辨,更因为本篇的内容似乎是由两大块毫不相干的部分组成的。从篇首至“诗曰:‘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中华书局版《荀子集解》第四二五页),所论皆为名的形成标准、原则、作用、名与实的关系、论辩的方法等等问题,而剩下的一部分主要谈论的是欲、心与道的关系,大意是说人的欲望的多寡与国家的治乱无关,关键在于“心”所选择的欲望与“道”是否相符。只要“心”选择的欲望符合“道”,即使欲望再多也无害于国家的治理;如果不符合“道”,即使欲望不多,也会导致国家混乱。“道”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正确标准,如果依“道”而行事,就会有得无失;背“道”而驰则会得不偿失。遵“道”就会明“理”,就不会为物质欲望所奴役,就能养成理想的君子人格,能担当起统治天下的重任。

历来对《正名》的解说都认为此篇是一个典型的逻辑学文本,是对先秦各家名辨思想的清算,有的甚至依据本篇内容声称荀子是一个伟大的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但是这种解说都只关注《正名》篇的前一部分,而绝少提及后一部分,也即将后一部分内容看成与前一部分毫无因果关系的赘文而加以舍弃了。

这正是让人费解的地方所在。荀子是一个思维非常严密的思想家,怎么可能将两块毫无因果关系的内容硬凑在一起?莫非是“误植”所致?反复研读,终于发现这两部分内容其实是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但是必须突破前人之见。也就是说,不能将《正名》篇仅仅看成单纯的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荀子的“正名”最终还是为了落实到政治实践,也即为了“治天下”。这个指导思想是贯穿于前后两部分之中的。在前一部分,荀子明确讲了“正名”的目的是为了“率民而一”,使其“谨于循令”,使其“易使”,以达到“治之极”的政治效果。在此篇的后半部分,虽然没有直接再提到“名”这个字眼,但在理路上和前面还是有关联的,而且同前面一样,也将落脚点放在了政治实践上。可看后一部分的一段话:

 

故可道而从之,奚以损之而乱!不可道而离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荀子集解》第四二九页)

 

所谓“小家珍说”,即是不符合王制、礼义的百家之说,特别是《正名》篇开头所提到的那些“乱正名”的“奇辞”。荀子认为应该满足合乎“道”的欲望,依“道”办事,这样“小家珍说”自会消亡,政治实践也不会为之混乱。在《正名》篇的最后,还有一句话:

   

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之慎之。(《荀子集解》第四三二—四三三页)

 

强调了君子应该慎重对待“稽之言”,这里的“无稽之言”也是遥承前文的“乱正名”之“奇辞”和“小家珍说”,并再次落实到实践(行、谋)上。从以上可以看出,后面这部分内容和前面的内容的确存在有机的内在联系,后部分内容绝非与“正名”无关,并不是“误植”的结果。因此,将这两部分割裂开来是不妥当的,会导致对荀子思想的误读。

将前后两部分作为有机的整体来进行解读,我们会发现,荀子所讲的“正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方面,君主凭借王权的力量,制定正确的名称并予以推行,理顺社会秩序,达到天下大治;另一个是内在的方面,君子通过正心、修身,“心”依凭“道”的指引,趋利避害,选择适当的“欲”,使其得到满足,由此养成君子的理想人格。也可以说,君子通过“正心”来“正名”。前后两部分内容分别对应于“正名”的这两个方面。

弄清了《正名》篇的大旨以后,再依次来看全篇的内容。

《正名》篇一开始就讲了各种名的制定标准: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荀子在这里讲的是王者的正名;二是真正由后王制定的其实是“散名”。以正名为王者之事,体现了荀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正名”其实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论语·子路》记载:

 

子路曰:“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讲的着眼于政治上的名分,是为了批评当时诸侯、士大夫的僭越所导致的名实混乱,以纠正礼乐刑法遭到破坏、社会难于治理的局面。荀子以正名为王者之事,表明他的正名是与其政治主张相联系,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这与孔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但荀子的正名学说与孔子的正名主张还是有所不同,那就是,正如我们在《正名》篇中看到的,他较多地探讨了逻辑思维规律——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人将荀子此篇当做纯粹逻辑学说的原因。再看第二点。“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实际上都是参照先王成例,只有散名才是后王自己确定的。荀子在这里举了一大堆散名的例子:性、情、虑、伪、事、行、知、智、能、病、命,这些都是需由后王确定的与人有关的散名。

     接着荀子讲了王者制名的目的、原因和大原则(或曰基本原则)(《荀子集解》第四一四页)。目的前已述及,就是为了通过定名辨实, “率民而一”,使民“谨于循令”,使其“易使”,以达到“治之极”的政治效果。原因则是因为当时在名辨方面发生的混乱已经非常严重,以致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也难辨是非,所以需要有王者起,通过正名来澄清这个混乱的局面。而正名的大原则则是“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也就是继承和创新。就刑名、爵名和文名来说是继承,就散名来说是创新。

接着荀子进一步阐述了正名的必要性、正名的根据和正名的具体原则。荀子认为正名是为了“明贵贱,别同异”,也即通过正名来消除语言和思想上的隔阂与混乱,明确人和人之间的贵贱之别、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同异之别,从而辨明是非真伪,维持礼义伦常。“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区分名称异同的根据是人的感官。具体来说就是以目(视觉)区别形色,以耳(听觉)区别声音,以口(味觉)区别干苦咸淡,以形(触觉)区别疾痒冷热,以心(思想)区别喜怒哀乐。荀子在这里阐述的是他的符合论的认识论思想。所谓“缘天官”就是说人的主观感觉与客观事物相结合而形成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还要发挥心的“征知”作用,以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至于正名的具体原则,荀子讲了四层意思:一是“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即名以实为转移,实相同,名亦相同;实相异,名亦相异。二是分析概念的种类。他把概念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共名”、“别名”, “大共名”是最高的类概念,“大别名”是最低的类概念(即个别事物的概念,荀子举鸟兽为例并不恰当),“共名”、“别名”是一般的或较低的类概念。“大共名”和“大别名”分别是一般类概念向上或向下推至无法再推所得。第三层意思是,名是约定俗成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一开始就固定的(所谓“名无固实”),但名由社会约定,被人们普遍接受之后,就不能再任意改动。第四层意思则是所谓名之“稽实定数”,即名以实为转移,通过考核事物的实际数量来确定名称的多寡及其变化,使得名实相符。

接着,荀子对当时名辩思潮中(墨子、宋子、惠子、公孙龙等)的一些逻辑思维上的谬误进行了批驳。这些逻辑谬误就是所谓“三惑”,即“用名以乱名”(“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用实以乱名”(“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音乐”)、“用名以乱实”(“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荀子在这里主要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这些谬误进行批判和矫正,这在先秦逻辑思想史上有一定的意义。

接着荀子论述了辨说的必要性和方法。荀子在前面对名辩思潮中的概念论和名实问题进行了论述,这里过度到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问题。他虽对名辩思潮持批判态度,但认为由于奸说横行,也只好运用辨说去排拒异端、阐明王道。辨说的方法主要有命、期、说、辨,也就是命名、仔细体会、说明、论辩,荀子认为这些是“用之大文”、“王业之始”,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出逻辑论辩对于荀子来说只不过是服务其政治理想的工具。

荀子认为“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论辨、说明,乃是心对道的表现和反映),因此他探讨逻辑思维规律的目的是在求得对道的正确认识。做到了心合于道,同时遵循正确的逻辑思维规律,就能“以正道辨奸”,使“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学说能推行则可匡正天下,不能推行也可明道退隐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所谓的“圣人之辨说”。荀子接下来还讲了“士君子之辨说”(《荀子集解》四二四—四二五页)。

    这样,荀子就由王者、圣人(圣王)逐渐过渡到了“君子”。荀子认为,君子能够正确地选择名,恰当地使用辞藻,其言辞“涉然而精,俯然而类,差差然而齐”,总之是运用得恰如其分,不同于“愚人之言”。

     从“君子之言”(《集解》四二五页)至结尾“君子慎之”,当为整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而从“君子之言”至“此之谓也”(《集解》四二六页)这一段话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君子的言辞(辨说)所以能做到恰如其分,在于其能正确地处理欲、心和道的关系,故能坚守正道,不为奸说所惑。欲、心和道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呢?荀子接下来用了较多的文字进行论述,大意已在最前面说过,限于篇幅,此不再赘述,只是再次强调这一部分和前面内容确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荀子的逻辑思想始终是在其政治和伦理思想的框架内展开的。如果说《荀子·正名》篇的前半部分是将“正名”与“外王”联系起来论述的,后半部分则是将“正名”与“内圣”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当然“内圣”的功用最终还是指向“外王”,君子正名也无非是为了通过修己以养成圣贤人格,最终达到治人的效果。显然,荀子的逻辑思想带有儒家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与古代西方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出于对思维与认识问题的纯粹兴趣而进行的逻辑学研究迥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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