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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2017-03-04 08:16:59|  分类: 【国学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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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来源:凤凰国学

 

刘梦溪,1941年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为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1996)、《学术思想与人物》(200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2005)、《中国现代学术要略》(2008)、《论国学》(2008)、《国学与红学》(2011)、《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陈寅恪的学说》(2014)、《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2014)、《马一浮与国学》(2015)、《现代学人的信仰》(2015)、《红楼梦的儿女真情》(2016)等。

□主题词

经济强国的建立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大家了解,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轨道,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的,但真正的经济起飞时间应该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1992年之后的这20多年,中国经济有一个大的发展,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文化,如果大家仔细回忆,会感觉到在这20多年经济起飞的背景之下,文化当然也有很大的发展,出现很多新的东西,但文化价值的流失和文化精神的俗世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甚至失去了一些道德的基本底线,变得好坏不分、美丑不分、真假混淆。不仅是道德,有些方面人性的基准也在丢失。我关注的问题是,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文化的价值、精神的价值、道德的价值如何重塑?只有道德和精神的价值建立起来了,才能与经济发展相匹配。因此我提出,经济强国的建立,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讲题旨趣

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那些稳定的、恒定的、具有永久意义的价值理念,研究它们在今天可能有的意义。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当代社会的价值重构,需要补充、吸纳、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国家,总有一些没有成为过去而在今天能够继续发用的精神价值,这是我们得以立足的文化根基。只不过在长时间里,这些价值被我们遗落了,忘记了,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而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不会真正知道到要走到哪里去。

刘梦溪先生的书房

一、文化学视野下的文化和中华文化

我先就文化学理论的一般问题,讲几点概括性的观点。一是到底什么是文化;二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历程;三是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四是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五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

(一)何谓文化

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迎面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文化?

文化的定义很多,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有两兄弟人类学家,克拉孔和克罗伯,他们写了一本书,叫《文化:关于定义的探讨》,他们在这本书里列举出西方关于文化的160多种定义。而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符号学盛行,关于文化的定义更多了。我无法发明一个全新的定义,只能说我喜欢使用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我经常使用的定义是,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它的价值系统。

文化与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有关系,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看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完全相同,但又有很多相同的东西,比如他们也需要吃饭,需要穿衣服,需要行走,步行或者乘车……这些基本的机能方面和追求的目标方面,跟我们有很多是相同的,因为都是人类的生活。可是具体的生活方式又跟我们不尽相同,吃的东西不完全一样,穿的服装不完全一样,生活习惯不完全一样。这些就是文化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联系起来之后发生的文化差异。

还需要了解一个问题,文化不是凝固的东西。假如说文化是一个结构的话,这个结构是松散的,充满了张力,不是一个凝固的东西。文化不能像石头那样可以搬来搬去,文化是水,它只能流来流去,不能任你搬来搬去。

(二)曲折的现代化旅程

我这里讲的中国文化的问题,关注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把传统跟现代做了一个划分。从晚清到民国以来,到现在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大体上是从传统社会往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这个进程还在继续,到现在也没有完成。我们仍然是处在走向现代的途路上,我形容为是“人在旅途”。

中国近百年以来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努力——

1、第一次是在晚清的时候,主要是1860年到1890年这三十年,这是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代表人物是李鸿章。当时李鸿章等大吏意识到中国落后了,于是提倡学习外国的东西,办工厂,购买洋枪洋炮。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的一次初步尝试。为什么是1860年?因为在那一年,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中国外交面临空前的危机,清朝才开始决定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在此之前,清朝政府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认为自己即使不跟他们建立关系也无所谓。从1860年到1890年,30年的时间,我是举整数,实际上应该到1894年和1895年。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战争结束后签订了《马关条约》,李鸿章辛勤建立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在当时,中国人的眼睛里日本只是一个小国,称它为“蕞尔小国”,就是像一蕞草一样的小国,但这个看法实际上不对。因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一个强国。所以当时的清朝被日本打败不是偶然的。清朝本身不肯变革,腐败得已经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化尝试,就这样由于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不仅辛苦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赔款巨额的白银,而且把中国的第一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才把台湾归还给中国。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是充满了悲伤和眼泪的。

2、中国在历史上第二次现代化的努力,是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从1927年到1937年经过10年的努力,现代化的建设有了相当的发展,经济、政治、教育、外交各个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成绩,现代化进程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但是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现代化的努力又被打断了,而且还是被日本人打断的。当然此前的1931年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

3、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走上了通往现代化的大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3次现代化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空前的,每个人都享受到了实惠,同时为全世界所瞩目。但这次现代化的努力还会被打断吗?我在十年前第一次担任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主讲嘉宾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背景是,日本的“右翼”活跃,而台湾当政的是陈水扁政权,美国有的政客也居心叵测。所以我提出了这次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是否还会被打断的问题。我觉得十年前我提出的这个话题今天并没有过时,今天仍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醒和警觉,而且不仅需要有实力,还需要有文化的和政治的大智慧。

(三)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1、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社会的文化很多,首先是大量的不可胜数的文本经典,即存留下来的典籍,其数量之多,为全世界所仅见。单是乙部之学即史学方面的典籍,就多得难以计数。大家了解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这是所谓官修正史。还有历朝历代的纪事本末、系年要录,以及关于皇帝活动的起居注。此外还有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都是研究历史可以参照的基本材料。至于集部之学,更是包罗万象,有各色人等刊刻的文集,包括诗人、作家的集子,政治家的集子,军事家的集子。也有什么家都不是,但身为富商或官宦人家,有钱,有雅兴,也会刻自己的文集。这个从汉代算起一直到晚清,集部之书之多也是难以想象。何况还有大量的丛书、类书。清代中叶修《四库全书》,把中国传统的文本典籍,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来编选,收书3500多种,大约有八亿字。何况《四库全书》收的书并不全,没有收入的仍然难以计数。

此外还有大量的文物遗存,包括地上的文物遗存和地下的文物遗存。地上的例如各种类型的建筑,寺庙、佛塔、民居等等,地下的则是永远也数不清的埋藏物和发掘物。近百年以来文物考古者的收获难以想象,大量的宝贝从地下发掘出来。很多不是自觉的发掘,而是在现代的工程建设当中无意发现的宝贝。我想可以叫宝贝,其中不乏国宝级的文物。宝贝全世界都有,但中国遗存的文化宝贝之多,不能不让我们感到自豪。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中国地上的文物遗存,哪个省份最多?应该是山西最多。地下最多的是陕西。河南也不少,湘楚地区,湖南、湖北,以及浙江,也多得不得了。这些大量的文化遗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贝,我们至今到各地旅游也好,或者有意识的到这些地方观赏也好,到处也可以看到这些宝贝,真令人感到惊叹。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量的文本典籍,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它们是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

2、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那个精神连接的链条,它是由理念、规则、秩序包括信仰构成。文化传统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它是一个精神脉系的长流,在民族文化的血脉当中由古及今的流动。

(四)大传统和小传统

文化传统可以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

1、“大传统”是指社会的主流思想形态,在中国来讲,主要是指汉以后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它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并没有居于特别显赫的地位。孔子自然可以看作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孟子、荀子继其后,但孔子、孟子、荀子之外,还有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管子、孙子、公孙龙子等等。孔子在世时很不得志,他的思想并没有被采纳,他只不过是一个主张“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和有系统思想的思想家。

到汉代前期,有另外一种思想很流行,叫“黄老之学”。黄是黄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老是老子,差不多与孔子同时的思想家。“黄老之学”主张无为,当政者采用此种学说来治理国家,成为“黄老之治”。在汉代主要指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政策宽平,与民休息,不折腾民众,社会氛围比较好,所以出现了繁荣、无为的“文景之治”。但是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是个所谓励精图治的皇帝,内外作为很多。在思想方面,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施行史家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思想占据社会的主流位置。这种状况直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大体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可以称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传统。

但中国传统社会也不能说是儒家的一统天下。紧接西汉的东汉,佛教传来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产生了。

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思想、道教的思想、老子的和庄子的思想非常活跃,为很多士人所尊崇。这样一个长时间,很难讲儒家还继续占据主流位置。当时盛行的思潮是玄学,他们反复讨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名教和自然的关系,一个是“有”和“无”的关系。“名教”指社会的礼法秩序,所依据的思想资源是儒家思想。“自然”是以老老庄的思想作为依据,与“名教”相对立。当时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自然”派的代表,思想上“薄周孔”、“轻礼法”。“有”、“无”的问题是哲学命题,常人难以置喙。但魏晋那个时期,就是有一批思想家,像王弼、何晏、郭象等,长于思辨,越是高深的问题越感兴趣。他们争论得很激烈,也很有风度,玄学由此盛行。

隋唐时期,佛教大行其时,武则天就是有名的佛教信徒。不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仍然很大,孔颖达厘定注疏“五经”,所作《五经正义》成为儒家经典在唐代的新定本。

宋代的主要学术思潮是“理学”,以大儒朱熹为代表。但宋代的“理学”已经汇聚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明代则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他觉得朱子的“理学”未免讲得太麻烦,这“理”那“理”,他认为都可以归之一心,心外无物,所以叫“心学”。

清代的时候,主要是清中叶的乾隆时期,学术上有很大的发展,以考据学为主,也叫朴学或乾嘉汉学。

就主流思想而言,儒家占据了社会的主流,但其他的学术思想也不是完全没有位置。学术思想的多元化是中国文化发展流变的历史事实。明清以后,由于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依据,儒家思想跟社会制度完全结合起来了,其主流地位更加牢固,所以可以称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2、“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信仰。儒家思想占据社会的主流,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征;另一个特征,则是民间社会发达,文化的“小传统”根深叶茂。传统社会是“家国一体”,而且“家”置于“国”的前面。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的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契约关系作为社会的纽带。而家庭是落户在民间的,即使住在城市,也与乡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社会广大深厚,使得中国的传统社会有很大的精神活动的空间,并不如以往的教科书讲得那样简单,笼统地把中国传统社会单纯地看作只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以为专制得让每个人都活得透不过气来。

如果说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文化大传统主要是在朝的思想,那么佛教、道教和道家的思想则主要是在民间。过去史学界解释中国历史现象,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范式,把社会的历史变迁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用这种理论范式解释中国历史,无法解释得通。一个是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另一个是被称为“封建社会”的那个阶段,从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的1911年,竟然长达2100多年的时间。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近30年以来,学术界不再使用“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而是把已往的历史社会称为传统社会,是与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的。那么传统社会的文化,自然就是传统文化了。

刘梦溪先生在马一浮纪念馆前

(五)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

中国文化到底有什么特点?首先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系统,可以概括为多元一体。它的基本特质,第一是多元性,第二是包容性,第三是连续性。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质表现在各个方面。

1、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大传统”。但实际上要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来讲,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始终是并存的,这说明中国的学术思想具有多元的性质。学术思想多元可以使人不走死胡同,不钻牛角尖,每个人都有精神回旋余地。一个士人,仕途顺利,官做得好,儒家思想对他非常合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大体上走的是读书做官,然后再为天下做贡献的这么一个路子。但是如果他的仕途受到挫折,甚至受到贬黜,流放到偏远地区,或者是南方的一些瘴疠地区,他们就不活了吗?事实上他们活得也不错。这时候道家的思想、佛教的思想是他们的精神支柱,“达则兼并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精神上自己并不孤独。儒释道三家思想共存,交互发用,使得知识分子、士大夫扩充了个人的思想精神空间,不至于走绝路。

再一点,中国文化的发生也是多元的。中华文化是黄河文化,是黄土地文化,是内陆文化,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我想大家在念书的时候,基本学的是这样的知识,但是这种说法有一个知识局限,就是忘记了中国还有另外一条大河,即长江。长江同样历史久远,与黄河是同一发源地,但在文化形态上,长江与黄河不同。长江自古航运便利,可以从四川一直航行到江苏的出海口。长江两岸的水土特点也不一样,如果仍然用黄河文化的特征来描述,说长江流域也是内陆文化、黄土地文化,恐怕就不那么合适了。这从长江地区的人的文化性格上也可以看出与黄河流域的不同。

你看长江上游的文化,几十年前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有大量青铜器出土,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很怪异,叫做千里眼、顺风耳,夸张得像面具一样的造型。我们从四川人说话的声音里面,可以听到一点青铜器的声音,金属的声音。四川话其实是很好听的。可是你到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那是三楚文化区,包括湖南、湖北,或者叫湘楚文化。那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次我在武汉登黄鹤楼,在黄鹤楼上看长江两岸的态势,那真是雄伟得难以想象,有一种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之感。

长江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后座”,两者是连在一起的。历史上常将湖、广并提,清代设总督,两个地区统管,叫湖广总督。岭南文化属于珠江流域,但岭南文化如果离开了长江文化这个“后座”,它就有孤立感。所以历史上任何时候珠江文化带从来不存在独立的问题,它离不开长江“后座”这个母亲。长江下游,就到江苏、浙江了。你看数年前河姆渡出土的大量玉器,如果光是一些饰品,首饰、耳环什么的,不足为奇,它居然有玉斧、玉镞,射箭的箭头是用玉做的。一次我在杭州演讲,我说你们浙江人好阔气,打仗都用玉,这的确是事实。我们从这些玉器可以隐约看到浙江人的文化性格。浙江人的面孔比较白皙,但性格中有硬性的东西,跟吴语地区的文化性格不一样。浙江的文化性格以浙东为代表,大量的历史人物出现在浙东。

所以长江流域地区的文化跟黄河文化确有所不同。在文化的思想结晶方面,黄河流域的诗歌代表是《诗经》,而长江流域的代表是《楚辞》,正好是中国文学“诗”、“骚”传统的两个源头。如果讲《诗经》是写实主义文学的源头的话,那么《楚辞》恰好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而哲学思想方面,孔子、孟子都属于黄河流域,老子、庄子属于长江流域,两者的精神向度是不同的。这其中也有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差异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是多元的,文化的发生也是多元的,不能简单把中国文化笼统概括为是一个内陆的、黄土地的文化。

2、中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不排外,儒家思想对佛道的包容和吸收是一个显例。道教也是多方面吸收。中国人也不排外,即使是偏远的文化不发达的穷乡僻壤,那里的民众也不排外。遇有不同国度、不同风俗的人们,他们对不同的衣着打扮会好奇、会围观,但是绝不嘲笑。也可以说,包容性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

3、中国文化还有一个特征是它的连续性。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其文化的思想和礼俗,大体上延续下来了。中间当然有变异,有时也会产生文化的断裂,但中国文化的根脉、种姓特征、风俗习惯,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和书写工具汉字有很大关系。我们现在用的汉字,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的“书同文”,到现在过去了两千多年,一直在使用,即使在数字化时代,也没有感到太大的不便。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符号。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已经在前面讲了,“一体”指什么?“一体”指的是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不是单指汉族,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上个世纪的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他特别强调,如果吸收外来的思想,包括北美和东欧的思想,也不能忘记本来民族的历史地位。这个“本来民族”,指的就是中华民族。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我二十年前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曾经提出,学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学术思想发达与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中华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我认为是人之为人的、群之为群的、家之为家的、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的精神旨归,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睦的群体,使家成为有爱有敬的家,使国成为礼仪文明之邦。

(一)六经的价值论理

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价值理念都在“六经”。“六经”指《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种文本经典。《乐》这一经没有文本传下来,是为“五经”。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乐》本来就没有文本,它是跟《礼》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礼乐”并称。尽管后来看到的是“五经”,可是学者们习惯上仍然称为“六经”,直到清代还是如此。所以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的一句有名的话是“六经责我开生面”。

“经”是晚些时候的说法,开始的名称叫“六艺”。孔子教学生,就是以“六艺”作为教材。但当时有两种“六艺”,《易》、《诗》、《书》、《礼》、《乐》、《春秋》是文本经典的“六艺”,另一种是“礼、乐、射、御、书、数”,我称之为实践课。这里的“书”,是指跟文字有关的“六书”,是识字课。“数”是计算,射是射箭,“御”是驾车。

文本经典的“六艺”即“六经”,孔子之前就有了。像《周易》,相传是伏羲画卦,文王演易,孔子作传。所以《论语》里记载孔子的话,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诗经》是周代的诗歌,最早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订,存留305篇,所以《诗经》也称“诗三百”。《书》是《尚书》,是包括虞、夏、商、周在内的上古文告、文献汇编。《礼》有三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作为“六经”的《礼》,一般指《礼记》。《春秋》是鲁国的一个大事纪,应该是孔子所作。如果不是孔子的原创,也是孔子在原有的大事纪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因为记事简、措辞晦、寓意深,由此形成史家称道的所谓“春秋笔法”。

“六经”都经过孔子删订,是中国现存的最原初的文本经典,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上世纪的大儒马一浮称“六经”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态,大哲学家熊十力则说“六经”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这些大判断,时至今日也没有过时,反而愈见其精彩绝到。

大家知道还有“十三经”之说,能准确说出“十三经”各经的名称,有时会感到不太容易。我想有一个方法:先记住三部,易、诗、书;然后记住六部,周礼、仪礼、礼记三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最后记住四部,论语、孟子、孝经、尔雅。顺序是三、三、三、四。

(二)六经的五组价值理念

现在我们回到“六经”。我从“六经”里面,也包括后来成为“十三经”的《论语》、《孟子》、《孝经》里面,抽绎出几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五组概念。我觉得这些概念范畴,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性、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

1、诚信

首先是诚信,这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说,“朋友有信”。老子也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所以中华文化的原初经典把“信”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诚和信是连在一起的,内里面有诚,外面才有信。无诚,便不可能有信。讲“诚”讲得最多的是《中庸》,其中说,“诚”是“天之道”,是“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而想要“诚”,则是“人之道”。《中庸》把“诚”视作“天道”和“人道”的核心问题。《中庸》是《礼记》里的一篇,和《中庸》并提的是《大学》,也来自《礼记》。宋代的大儒朱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里面抽出来,和《论语》、《孟子》编在一起,成为《四书》。因为《乐》这一经没有传下文本,“六经”后来也以“五经”称。“五经”、“四书”的名称由此而来,并成为传统社会最基本的教科书。

“诚”是“五经”、“四书”反复阐述的价值理念。一次王阳明的一个学生,他跟王阳明问学的时间很长了,最后需要离开老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告辞的时候他对王阳明说:“下次见面不知何时,老师可有什么嘱托,让我一生受用。”王阳明说:“立诚。”这是个年龄比较大的弟子,他说天下的万事万物太多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无穷无尽,难道光一个“诚”就可以?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王阳明回答说:“立诚。”后来这个弟子体验到了“立诚”的确是应该终生倚之的立德之本。

所以《易经》乾卦的“文言”写的是:“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里的“修辞立其诚”,就是明确提出的“立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需要做什么?仔细想来,这两句话全包括了。人生在世,无非是想把自己变得更好,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受人尊敬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要讲诚信。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忠信,所以进德也”。“进德”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忠信”。“忠”字的直接意涵是把自己的心放正,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讲信义的人。这是人生的第一层要义。人生的第二层要义,就是事业有成,在哪一方面的专业上有自己的建树,能够安居乐业。而“居业”的前提是“立诚”,所以是“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立诚”是“居业”的前提。兹可见诚信的重要。“诚信”两字,是人的一生成败得失的关键,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2、爱敬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是“爱敬”。“爱敬”是《孝经》里面的话,引用孔子的话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爱敬”是从家庭秩序中衍生出来的,父子、夫妇、弟兄之间的关系,有爱和敬存在。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尊长亲人能做到有爱有敬,对家庭意外的其他人也不至于太不好,至少不会轻慢别人。《孝经》还说,“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把爱敬看作了人生之本和生死大义。人的哀愁和悲痛的情感,最初也是从家庭亲人的困厄、不幸中因感同身受而产生的。夫妇之间,一般以为有爱就行了,其实光有爱是不能持久的,还须有敬,既亲密无间,又相敬如宾,才是典范的夫妇关系。

对“爱敬”这个价值理念,魏晋时期刘劭的《人物志》解释得最为恰切。《人物志》是一部很特别的书,既是相人之书,又是伦理之书,又是哲学之书。或者说是一部特殊的《人论》。只有魏晋时期的人,能写出如此奇书。刘劭在《人物志》里写道:“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他把“爱敬”看成是人道之极,可见“爱敬”这个价值理念在中华文化中的位置。

“敬”这个价值理念还可以单独阐释。我近年对“敬”这个价值理念研究比较多,写过不少文章,最系统的一篇文章是2016年3月份,《北京大学学报》以特稿的方式刊载的《敬义论》,全文3万字。“敬”当然可以包括尊敬师长、尊敬前贤,尊敬长辈。但“敬”的价值论理的哲理义涵,是指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性的庄严”。“敬”是人的内在性格、性体、本性的精神安顿之所,传统文化中很多道德规范都跟“敬”有关系。

譬如“孝”,你能把“孝”的内容全部搬到今天吗?例如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传统“孝”的理念中,确有子不应远离父母的内涵,这在今天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大家都来自四面八方,离开父母已经很远了。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长期奉行独生子女政策,很多人没有男孩,农村则不生一个男孩便不罢休,造成多子女,影响生计。《孝经》还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个意思要是实行的话,遇到反对侵凌的战争,青年人以之为借口,说我的身体是父亲母亲给的,不能有任何损伤,因此拒绝上阵迎敌,显然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孝”在今天到底应该传承它的什么内涵呢?

我讲《论语》记载的一个例子。有一次,子游问老师,到底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现在的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如果“能养”就是“孝”的话,那么犬马也“能养”,没有“敬”,何以别乎?所以人跟犬马的一个区别在于,在“孝”这个问题上,人有“敬”。由此我提出,“孝”的精神内核是“敬”。所以人们通常把对老人的“孝”,称作“孝敬”,甚至泛称为“敬老”。中国传统社会对官员的察选,如果不孝敬父母,就没有做官的资格。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忠诚出孝子”。忠敬、诚信的人,一定孝敬父母,能孝敬父母才能成为忠于职守、仁爱天下的贤者。

举凡一切礼仪,都必须有“敬”的精神。所以《孝经》里面讲:“礼者,敬而已矣。”孔子一段有名的话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是需要有人看的,因此有“观礼”之说。但礼仪如果没有“敬”,就不值得看了。孔子还有一句话,认为“祭神如神在”。他的意思是说,在祭祀的时候,要相信神是在场的,只有这样,才能使祭祀者保持诚敬之心。中国传统社会两项最大的礼仪,一个是拜天,一个是祭祖。拜天是朝廷的礼仪,祭祖是家庭的礼义。但拜天和祭祖都不是信仰,拜天是表达对天的敬畏,祭祖是表达对祖先的追怀。古代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你祭祖宗,祖宗能够知道吗?朱熹认为,只要有“诚敬”之心,就会发生“感格”。意思是说祖宗会感受得到。所以《礼记·祭统》里讲:“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祭祀在古代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左传》里的一句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则是军事行动。但无论祭祀还是军事行动,都不能没有“敬”。军事行动也要懂礼仪。《左传》有很多记载,很多战争的发生,都是由于“不敬”或“大不敬”,引起强者一方的军事行动。现代社会,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涉及外交事务,讲礼仪、懂敬,同样非常重要。礼仪、敬,是文明的指标。文明与不文明的重要分野,在于文明讲礼仪。

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志”,就是“敬”,就是不可或夺的自性庄严。因此我指出,“敬”是带有终极意义的价值理念,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3、忠恕

“忠恕”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一次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曾参)说:“唯”(是的)。后来孔子离开了,其他弟子问曾参:“这话怎讲?”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说明,“忠恕”在孔子那里是通贯全体、贯彻始终的思想。前面讲了,忠和诚可以互训,诚者必忠,“主忠信”是孔子的至高的道德律令。弟子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可知“敬”和“忠”都是仁的构件。

“忠”和“信”更为密切。取信的要道是“忠”。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一、二两项内容,第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第二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和信是与人交往时随时需要反省的问题。孔子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如果做到了“忠信”,而在行为上又能体现出庄重和礼敬,即使走到不那么文明的异邦,也能立得住脚跟。相反,如果言不由衷,对人不能以诚相待,得不到交往对象的信任,行为上又轻慢无礼,即使在自己的家乡也照样吃不开。孔子说的君子有“九思”,其中的两“思”,就是“言思忠,事思敬”。忠恕的“忠”,爱敬的“敬”,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论理,其内涵与践行的意义岂不大哉!

至于忠恕的“恕”,其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按孔子的解释,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记载,一次子贡问老师:“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孔子对“恕”这个概念给出了确定的解释,即“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恕”这个价值理念,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一个人终身需要践行的德品。“恕”这一价值理念所含蕴和所要求的意涵,通俗地说,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我认为“恕”这个价值理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异量之美。这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思想。世界人文学界非常重视孔子的这一思想,把它奉为需要人类共同遵行的道德金律。

4、知耻

《礼记·中庸》里有一段讲修身,引用孔子的话写道:“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这等于把好学、力行、知耻,当作了修身的三要素。

一个人的修为,自然离不开吸取知识,这也就是《礼记·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因此“学”是修身的第一要素。学了以后何为?如果成为装知识的器皿,或者从知识到知识,那是学了等于不学。学的要义,在于用,在于践行。此即古人常讲的“知行合一”。所以修身的第二要素是“力行”。学习了,也践行了,但无法保证都正确无误,难免会发生错误。出了错误怎么办?要能够反省,善于反思,找出原因,知错改错,力戒重犯错误。当认识到错误的时候,人的良知会让自己感到羞愧,感到后悔,感到不好意思。能做到这一层,就是“知耻”的表现。“知耻”是改过的前提,所以修身的第三要素是“知耻”。

修身的第一要素“好学”做好了,离成为有智慧的人就不远了。第二要素做得好,离成为“仁”德之人就很近了。而能够做到修身的第三要素的“知耻”,离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就不远了。智、仁、勇是修身的结果。而有了智、仁、勇的德品,就可以做到大的判断不发生错误,遇到困难不感到忧虑,面对威胁无所畏惧。就是孔子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子贡认为,他的老师孔子是兼有不忧、不惑、不惧等三个特点的人。由此可知修身的重要。

在我看来,修身三要素中,第三要素“知耻”尤其可以看作是重中之重。我给学生讲课,多次讲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耻感是人成为人的一个文明指标,人的文明的表现之一是有羞耻心,孟子称之为“羞恶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四端”。端是开始的意思,意即“四端”是做人的开始,或者说是最起码的人的标志。如果没有羞恶之心,孟子说就不是人。同样,没有侧隐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也不是人。恻隐之心是不忍,也就是同情心,也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辞让之心指文明礼貌,是非之心指社会的公平正义,而羞恶之心则是“知耻”,修身的第三要素。

“耻”跟“廉”构成一个组合概念,曰“廉耻”。管子的一个著名论述是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是文明秩序,“义”是社会正义,“廉”是节俭廉洁,“耻”是道德的约束和自律。礼义廉耻没有了,国的处境就危险了。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经说过:“廉耻,立身之大节。”他说,如果不廉,将无所不取;而不耻,将无所不为。他还说过:“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5、和同

跟诚信、爱敬、忠恕、知耻一样,“和同”也是中华文化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中国文化倾向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那么不可调和,“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

“和同”的思想来源于《易经》。《易》的“同人”一卦,所演绎的就是关于“与人和同”的理念。《易经·系辞》概括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说,人们的不同,常常表现为途径和方法的不同,终极目标是相同的,所以最后会走到一起。朱熹有名的“理一分殊”论,其旨趣与《易》道若合符契。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彼此之间是不同的,但生活的价值追求,人的心理指向,往往有相同的一面。孟子对此说得很明白:“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这段话是说,好吃的食物、好听的音乐、多彩的颜色,人们都会喜欢,在这点上人和人是相同的。既然在这方面有同样的感受,那么人的“心”是不是也有相同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人心所相同者,是“理”和“义”。

孟子讲的“心”,也可以做“心理”解。恰好大学者钱钟书先生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夸大人类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而且在人类的不同之中,也有“同”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人和人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才可以沟通,不同也能够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1999年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史华慈教授,有过两次长时间的交谈对话。他是法裔犹太人,精通多种文字,是美国研究中国学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基本学术理念,是主张跨文化沟通,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建立沟通。他甚至提出一个独特的理论——他说语言对思维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这是我们对话的时候他当面提出来的,在我是闻所未闻,过去从未听说过。他这样提出问题,是想证实他的跨文化沟通的理论可以成立。我当时讲,如果可以给你的理论提供证据的话,应该是语言不通也可以谈恋爱。当然语言不通谈恋爱问题很多,可是语言相通谈恋爱问题也不少,甚至语言相通谈恋爱产生的问题一点也不比语言不通谈恋爱产生的问题少。

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共存、沟通、融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固有的理念。这个理念基于中国文化的“和”的观念。“和”是由诸多的“不同”构成的,没有不同,便无所谓和。所以孔子的著名论断是:“君子和而不同。”

宋代的思想家张载有名的四句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字横渠,所以这四句话又称“横渠四句教”。但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是这样四句话——

有象斯有对,

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

仇必和而解。

我把张载的这四句话称为“哲学四句教”。因为他是对整个宇宙世界发言的。大意是说,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组成,有人类的、动物的、植物的,这些生命个体都是一个个的“象”,每个“象”是不同的。古人有一句话,叫“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西方也有一个说法,“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这些不同的个体都是一个个的“象”。这些“象”是流动的,不是静止的。但“象”的流动方向是不同的,有的甚至相反。这就是张载哲学四句教第一、第二两句讲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

由于“有对”,甚至“反其为”,就会发生彼此之间的纠结,从而形成“有反斯有仇”的局面。这个“仇”字,古代写作“雠”,左边一个隹(音zhui),右边一个隹,中间是言论的言字。“隹”是一种尾巴很短的鸟。试想,这个“雠”字,其象征意涵,不就是两只短尾巴鸟在那里叽叽喳喳地说话吗?我们还可以推测,尾巴短的鸟往往叫的声音很高,那么它们就不是一般的说话,而是在讨论、争论、辩论,甚至是在斗嘴、吵架。讨论的问题我们无法得知,但结果张载的“哲学四句教”写明白了。他们经过计较、辩驳、讨论、争论的结果,并不是这个鸟把那个鸟吃掉,而是或达成共识,或求同存异,总之是和解了。所以是“仇必和而解”。

张载“哲学四句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反观现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括性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有了这个观念,很多事情会得到更恰当的处理。大家了解鲁迅有一首诗,这首诗是关于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的,其中有两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都不应该培养仇恨。“仇”是可以解的,直至走向“和而解”。当然这不是一方的问题,而是彼此双方的问题,如果有横暴强加于我,中华民族也有不为强力所屈服的优秀传统,这就是孟子讲的“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精神。

一个是“和而不同”,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条原理,我认为是中华文化给出的人类危机解决之道。

*本文系2017年1月14日刘梦溪先生在敦和基金会年会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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