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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  

2017-04-29 08:12:27|  分类: 【总结提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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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符号就是意义,无符号即无意义,符号学即意义学。
符号学是20世纪形式论思潮之集大成者,从60年代起,所有的形式论归结到符号学这个学派名下,叙述学、传播学、风格学等,也是符号学的分科。
中文名
符号学
外文名
Semiotics
定    义
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
创始人
索绪尔皮尔斯

符号学符号的定义

西方著作给“符号学”的定义一般都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signs)。这个定义实际上来自索绪尔,索绪尔一百多年前建议建立一个叫做“符号学”的学科,它将是“研究符号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作用的科学”。索绪尔并不是下定义,而是在给他从希腊词根生造的semiologie(来自希腊词seme?on)一词作解释,用一个拉丁词源词解释一个同义的希腊词源词,这在西方是有道理的。
然而索绪尔这句解释现在成了符号学的正式定义。在中文里这话是同词反复;在西文中,如果能说清什么是符号,勉强可以算一个定义。
但“什么是符号?”是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无法定义。赵毅衡给了符号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定义卷入一连串至今难以明确解答的难题,甚至可以得出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结论。
首先,既然任何意义活动必然是符号过程,既然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那么意义必然是符号的意义,符号就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符号是意义的条件:有符号才能进行意义活动,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存在。因此,为了定义符号,我们必须定义“意义”。
要说出任何意义,必须用另一个意义;判明一个事物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是引发解释的,可以解释的。而一切可以解释出意义的事物,都是符号,因此,意义有一个同样清晰简单的定义: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
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用来解释意义。反过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缠绕,实际上意思简单: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这两个基本环节,这两个环节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而发出的符号在被接收并且得到解释时,被代之以另一个符号,因此,意义的解释,就是一个新的符号过程的起端,解释只能暂时结束一个符号过程,而不可能终结意义。正因为每个延伸的解释都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就是这种表意与解释的连续带。[1] 

符号学符号学的定义

钱德勒《符号学初阶》,开头一段用“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来定义符号学,接着说,“如果你不是那种人,定要纠缠在让人恼怒的问题上让大家干等,那么我们就往下谈……”[2] 安伯托·艾柯将其定义为“符号学研究所有能被视为符号的事物”;另一个意大利符号学家佩特丽莉说符号学“研究人类符号活动(semiosis)诸特点”,亦即人的“元符号能力”。19世纪末与皮尔斯一道建立符号学的英国女学者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n Welby)建议符号学应当称为sensifics, 或significs,即有关sense 或 significance的学说,也就是“表意学”。福柯在他1969年关于认识论的名著《知识考古学》中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阐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 ;怀海德的意见与福柯相仿:“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
就国内研究者的定义来看,“符号学 ”这个中文词 ,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 ”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上海 《科学 》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是指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赵元任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赵元任说与 “符号学 ”概念相近的英文词,可以为symbolics,symbology,symbolology。西方没有人用过这些词,可见赵元任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 、皮尔斯 、维尔比提出这门学科。
赵毅衡在1993年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并给出了符号的定义。即“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1] 
没有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不仅人无法存在,“人化”的世界无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有用符号才能思想,或者说,思想也是一个产生并且接收符号的过程。因此,认识论、语意学、逻辑学、现象学、解释学、心理学,都只涉及意义活动的一个方面,而符号学是对意义的全面讨论。因此把符号学定义为“意义学”是能够成立的,也是有用的。
这样讨论的目的,是确定符号学涉及的范围。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就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实际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文化的确是最大的一个领域,但是符号学还研究认知活动,心灵活动,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甚至包括一切由有灵之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

符号学学科历史

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一物二名。70-80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
近年来皮尔斯的符号学代替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他的符号学是重在认知和解释的符号学,他的名言是 “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 (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这本是符号学应有的形态 。

符号学中国符号学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3]  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虽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 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出版,而引起学界注意,则要到1930年代。皮尔斯的semioticd学说省钱没有达标,亦是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认知。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词,可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赵元任之后,“符号学”一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再次出现于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相同,这一阶段“符号学”依然只出现于外国哲学语言学的翻译介绍之中。1978年方昌杰翻译著名学者利科对法国哲学的介绍文章,是符号学重现于中文的第一篇文字。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1980年代早期,如胡壮麟《语用学》、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徐志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思益《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等。此时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索绪尔语言学,关心者大致上也来自语言学界。真正把符号学当做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的,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83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谈符号学”。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谈,论点有点散乱,但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再是仅仅介绍国外理论。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迅速升温,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陡增,各界学者开始应用于不同学科之中,为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做了一个良好开端。1985-1987年出现了一系列在各种学科中运用符号学的文章,如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安迪《短篇小说的符号学》、胡妙胜《戏剧符号学导引》、艾定增《运用建筑符号学的佳作: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徐增敏《电影符号与符号学》、李幼蒸《电影符号学概述》、周晓风《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曾大伟《试论符号学理论与接受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郭昀《情报与符号:从大情报观看情报载体》等等。符号学呈现了跨学科的特征,覆盖面之广已经令人惊奇。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门学科作总体介绍的文字,例如毛丹青《符号学的起源》、陈波《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到这个十年将结束的时候,符号学在中国呈现爆发的形态,开始出现综合与汇流。1988年1月,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这是中国符号学界的第一次集会;1988年12月,李先焜发表《符号学通俗讲座》(最后几讲由陈宗明负责);80年代后期,中国符号学的最早几本专著开始出版:林岗于的《符号·心理·文学》(花城出版社1985年)可能是我国第一本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专著;接下来是何新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研究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俞建章、叶舒宪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可能是第一本符号学哲学专著;以后又出版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4] 

符号学学派之争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了
广义叙述学General narratology
传播符号学Communication Semiotics
电影符号学Semiotics of Cinema
游戏符号学gamesemiotics
体育符号学semiotics of sport
广告符号学semiotics of advertising
音乐符号学musicalsemiotics
认知符号学cognitive semiotics
主体符号学subjective semiotics
艺术符号学Semiotics of Art
性别符号学Semiotics of Gender

符号学主要学派

符号学瑞士索绪尔

FerdinanddeSaussure
索绪尔是瑞士开创现代语言学先河的语言学家,他本身并没有作品传世,有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教学讲稿,由两位学生组合编辑而成。现代符号学(SemiologyorSemiotics)的词语语源也是索绪尔按希腊语的“符号“衍生出来的用语。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是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法则进行研究的科学,有别于传统语言学(Philology)对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异时性(diachronic)研究,现代语言学集中处理在当下时空之中,语言内部的指涉法则,这种并时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绪尔开创先河的提法,往后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美国衍生语言学家NoamChomsky等。
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成两部分来处理,为研究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学,80年代至90年代间,在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到目前为止,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
索绪尔符号学的特点是
单一符号(sign)分成意符/能指(Signifier)和意指/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分。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意符和意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武断性(arbitrariness),没有必然关联。例如英文中的"tree"的发声及串字组合,因约定俗成的习惯被指涉为"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的叶本植物"的概念。

符号学俄国

VladimirPropp
M.M.Bakhtin
RomanJacobson
N.S.Trubetzkoy
RussianFormalism

符号学原苏联

YuryMikhailovichLotman

符号学法国

ClaudeLevi-Strauss
RolandBarthes
GerardGenette
TzvetanTodorov
JuliaKristeva

符号学美国

C.S.Peirce
ThomasSebeok

符号学意大利

Umberto Eco

符号学皮尔斯的符号学

皮尔斯认为,根据与对象的关系,符号可以分成三种: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规约符号(symbol)。前两种是具有理据性的符号。

符号学像似符号(icon)

像似符号指向对象靠的是“像似性”(inconicity):“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东西,因为与之像似(resemblance)”任何感知都有作用于感官的形状,因此任何感知都可以找出与另一物的像似之处,也就谁说任何感知都是个潜在的像似符号。
画一个上帝在门口,可以代指教堂;画五颗五角星代表五星级;在画的香烟头上打“×”,表示禁止吸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是约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烟头。倘若两者完全一样,那还是符号吗?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绝对不是五角的,那烟头也不是照片。符号传递信息一看便知,绝不能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

符号学指示符号(index)

指示性,是符号与对象因为某种关系——尤其是因果、邻接、部分与整体等关系——因而能互相提示,让接收者能想到其对象,指示符号的作用,就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上。指示符号的最根本性质,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对象。
如车转弯前的路标,风向旗表示风向,温度计的水银柱表示气温等等。有专家,譬如美国的皮尔斯把它称作索引式符号。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

符号学规约符号(symbol)

靠社会约定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这种符号被称为规约符号。规约符号,是与对象之间没有理据连接的符号,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武断”符号。
譬如,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电码、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皮尔斯把它命名为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为指号符号。
总而言之,符号越相象或越接近对象就易于识别,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号识别也就越难。譬如说,欧洲人常在杯子上缠绕蛇来代指医药,东方人难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对象的共识性符号。如果是文化类型,要根据能指或受指的思维去做。如果二者都无法,就必需使用强制性的规约符号。不过做设计也不需如此严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灵感的,了解得越多产生灵感机会就越大,故知识是创造灵感的触点。

符号学符号学发展的四个模式

符号学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学模式

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的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
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构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观。

符号学第二种模式是皮尔斯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

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

符号学第三种模式是卡西尔的“文化符号论”

卡西尔建立了一种象征哲学,作为普遍的“文化语法”。卡西尔的象征思想在其弟子朗格的文艺美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的论点精彩,却难以进一步在其他学科领域中推演,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美国文论家伯克的“符号行动”理论。伯克的立场接近新批评,五十年代初推动新批评拓宽视野。[5]  卡西尔学派不太关注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可操作性,他们的模式成为一种历史遗迹,在此后因后继无人而从符号学中消失。但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今日看来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符号学第四种模式的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

巴赫金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有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湮没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的莫斯科—卡尔图学派,发扬光大之。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但是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浓厚。如何处置科学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以上四个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当今符号学的出发点,应当是皮尔斯理论,而不是索绪尔理论,这点无可否认。[4] 

符号学符号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符号学第一阶段

二十世纪上半期,是模式的奠定和解释阶段。除了上述四个模式的奠基者,还出现一批最早的推进者:莫里斯把皮尔斯理论发展成系统;朗格在美学和文艺学中推进卡西尔理论,伯克与卡西尔理论遥相呼应;而巴赫金理论由于政治原因被搁置。早期推进最突出的是索绪尔理论,由于得到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特鲁别茨柯依等等)、符号语言学派(叶尔姆斯列夫、马丁奈、班维尼斯特等等)的热情推进,索绪尔符号学在六十年代前率先成熟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符号学第二阶段

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作为一种理论正式起飞。索绪尔符号学直接发展成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大潮。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人,把结构主义发展成为六十年代最显赫的学派;符号学开始卷入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戈德曼、阿尔都塞)、心理分析(拉康克里斯蒂娃)、现象学/解释学(梅洛-庞蒂、利科)等。这些人大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名叫“结构主义”的运动,但是他们却毫不讳言对符号学的热情。在稍晚时候,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开始在苏联形成;而艾柯、西比奥克等人开始发展皮尔斯这一支的符号学。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成为人文社科规模宏大的方法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索绪尔模式一家独大。

符号学第三阶段

出现于七十年代中期,到今天仍在展开。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皮尔斯的开放模式取代了索绪尔模式,由此结构主义自我突破成后结构主义。除了皮尔斯模式,巴赫金与塔尔图模式也开始扩大影响,一些被遗忘的奠基者,如维尔比夫人的贡献,也被大规模整理出来。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理论符号学没有提出更新颖的模式,而是整合各种模式成为一个新的运动。据守模式对符号学不利:当代文化的迅猛发展会使任何模式迅速陈旧。模式意识淡薄,可能会使符号学运动缺乏明星,没有权威却能使这个学科四面出击,向任何需要符号学一显身手的方向推进。因此,第三阶段符号学的特点,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具体课题。[4] 

符号学符号学相关书目

符号学中国符号学丛书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在赵毅衡教授的带领下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项目,出版有《广义叙述学》(赵毅衡 著)、《先秦符号思想研究》(祝东 著)、《广告符号学》(饶广祥 著)、《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宗争 著)、《社会文化符号学》(张碧 著)、《新闻符号学》(李玮 著)。赵毅衡教授的《广义叙述学》一书是继其《符号学》一书之后的又一部力作,2014年春天伊始,“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围绕《广义叙述学》的学习、研究和讨论,同时这本著作还在南开大学、兰州大学等很多高校引起了热烈反响。《广告符号学》出版后,也以专题的形式在四川大学符号学交流会上引起热烈的讨论,作为应用符号学的典范,该书得到了新闻传播方向师生的高度喜爱,也为符号学“接中国的地气,解中国的难题”提供了参考。

符号学当代符号学译丛

《当代符号学译丛》译丛八本已经由四川教育出版全部出版
《存在符号学》Existential Semiotics,by Eero Tarasti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The Impact ob Philosophy by Semiotics, by John Deely
《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by Robert Hodge & Gunter Kress
《符号自我》Semiotic Self, by Norbert Wiley
《香烟,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符号学导论》Of Cigarettes, High Heels, and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by Marcel Danesi
《酷:青春期符号与意义》Cool: The Signs and Meanings of Adolescence (Toronto Studies in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by Marcel Danesi
《音乐,意义,传媒》Music, Meaning & Media,edited by Pekkilla et al
《传媒符号学》Media Semiotics: An Introduction, by Jonathan Bignell,

符号学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

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张杰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赵毅衡
一、Eero Tarasti: Sings of Music: A Guide to Musical Semiotic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2
塔拉斯蒂,《音乐符号:音乐符号学导论》,共224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3万净字数。作者: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国际符号学会现任会长,著名音乐符号学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权威。这本书是他及1996年开创学科的《音乐符号学》之后另一本著作,比较普及化,尤其是对不太熟悉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读者来说,比较容易读懂。
译者:陆正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系副教授,“音乐符号学”课题负责人。
二、Susan Petrelli and Augusto Ponzio,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佩特里利与彭其奥:《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敞开网络的解释路径》,共620页,正文556页,译成中文大致是30万净字数。
作者:彭其奥与佩特里利都是意大利巴里大学教授,当代符号学“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国际著名的符号学家,“符号伦理学”的创始人。这本书是当代符号学的名著,检查了符号学在新世纪展开的新的幅度,尤其是伦理符号学,环境符号学等新的领域。
译者:王永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Chinese Semiotics刊物执行编辑
三、Marie-Laure Ryan:Avatars of Stor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
瑞恩:《故事的变身》,原作275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6.5万字(净字数)
作者:瑞恩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近十多年来对符号叙述学,以及“可能世界理论”等叙述学的扩展做出了引起学界广泛注意的贡献,被认为是打开了传统叙述学的疆界。尤其在数字叙述,游戏叙述等诸种新领域,是国际学界领军人物。此书《故事的变身》影响巨大,在国内学界尚无成熟的游戏叙述研究。
译者:张新军,湖北郧阳医学院外语部教授,负责“瑞恩研究”国家社科课题。
四、Darlene Juschka,Political Bodies/Body Politic: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Equinox, 2009.
裘什卡,《政治身体/身体政治:性别符号学》232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4万字(净字数)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用符号学研究性别问题的书,非常重要。作者是加拿大雷吉纳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系教授。她在本书中处理了一系列在符号学发展史上有开拓性的问题。其导论部分是性别研究符号学的框架勾勒。符号学在这个领域的进展,将吸引大批学者和学子。
译者:程丽蓉,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文艺与传媒硕士点负责人。著名性别研究学者。

符号学符号学译丛

“符号学译丛”是“中国符号学丛书”的姐妹工程。丛书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开阔的国际视野,紧密关注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新动向,致力于及时、准确地把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新成果呈献给国内读者。其译者既有久负盛名的翻译家,也有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学者。译丛书包括C.S.皮尔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兹韦坦·托多洛夫、詹姆斯·雅各布·李斯卡、苏珊·佩特丽莉等重要符号学者的作品,为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打开了国际性的理论视野。[6] 
李斯卡的著作《皮尔斯符号学导论》是当代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是四川大学出版社“符号学译丛”的重点项目。该书一手资源丰富翔实,理论解释深刻、清晰,较为准确地勾勒了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概貌,从而成为国外符号学者的案头读本。
现已出版有:
(1)《皮尔斯:论符号 : 附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美]皮尔斯(著 )赵星植(译)
(2)《符号疆界 :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意] 苏珊·佩特丽莉 (著) 周劲松(译)
(3)《影像化的现代 : ——语言与影像的符号学》[日]宇波彰 (著) 李璐茜(译)
(4)《符用学研究 : 符号学译丛》[法] 丹尼斯·韦尔南 (著) 曲辰(译)
(5)《生命符号学 : 塔尔图的进路》[爱沙尼亚]卡莱维·库尔 (著) 彭佳 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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