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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引领变革:美国教育研究新趋向——基于美国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排名的研究领域与领军人物分析  

2017-06-24 09:34:30|  分类: 【方案设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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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引领变革:美国教育研究新趋向——基于美国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排名的研究领域与领军人物分析

 

▲范国睿

[作者简介]范国睿,山东平度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教育学原理、教育政策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教授、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培训一部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基础教育办公室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师资管理办公室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培养处处长。 2012年10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上海 200062)

[文章来源]《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

[摘 要]以2014—2015年度里克·赫斯美国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排名(RHSU)为依据,对当代美国大学教育学者的院校分布、研究领域分布、领军人物及其学术成就等相关数据与信息进行了分析,较为系统地描绘了当代美国教育研究的生态图谱,呈现了当代美国教育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型:由学科与理论研究转向教育实践问题研究,由哲学思辨转向基于证据的多学科融合研究,由学理追求与理论建构转向以研究引领教育实践变革。

[关键词]RHSU 排名;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教育研究;美国

如果从被公认为第一部体现“科学追求”的教育学论著《大教学论》算起,教育学研究迄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相比之下,在美国等一些国家,教育(学)研究的历史则不过百余年的历程。与欧洲教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追求教育学的学术性、独立性不同。[1]在美国,“教育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正在兴起的、在研究型大学开始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科学”[2],教育研究更加注重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研究开始逐步走出哲学化的象牙之塔,并在社会变革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价值也越来越为公众所认可。在一向强调“实用”的美国,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显现。那么,究竟哪些教育学者、在哪些研究领域、以哪些学术贡献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呢?“里克·赫斯美国教育学者公众影响力排名”(RHSU Edu-Scholar Public Influence Rankings)(以下简称“RHSU排名”)[3]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本文以RHSU排名为基础,借助入围教育学者的传记分析,深度挖掘美国大学具有显著公共影响力的教育研究领域与相关学科领军人物的学术成就,描述教育研究的生态图谱,进而反思和探索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示与意义。

一、RHSU排名及本文分析方法

与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期刊分析、教育学术论文分析等教育研究评估不同,由美国教育学者弗雷德里克·赫斯(Hess,F. M.)发起的RHSU排名以美国大学的教职人员(university-based)为对象,借助相关指标和统计分析技术,从美国两万多名在大学工作的教育学者中选出全美公共影响力最大的前200人,从而描绘当代美国教育学者公共影响力的动态画面,其宗旨是促进教育学术界尤其是教育学者对与实践政策层面相关的学术贡献及其实践转化的关注。在具体操作中,RHSU排名主要依据八个指标,[4]这八个指标从不同的维度分别考察了教育学者的学术和公共活动成就,并根据这些成就被赋予不同的分数,八个指标的得分之和即为学者的排名总分,总分的先后顺序即表示学者的影响力大小。(见表1)

(一)RHSU排名的“学术影响力”视角

根据评分规则,谷歌学术得分、书籍著作量得分和亚马逊最高排名得分主要依据学者个人的著作数量与被引数量赋分,著作数和被引数越多,得分越高,影响力也就越大;反之,著作数和被引数越少,得分就越少,影响力也就越小。在此意义上,著作数量和被引数量实际构成学者学术能力或学术影响力的根本表征,因为“在某个研究领域中,一个作者及其著作在学术论文中被引频次越高,就意味着他在该领域的影响力越大”[5]。RUSU排名的这三项指标不仅在全部八个指标中所占权重大,而且所得分数之和占个人总得分的比例上非常之高(3个指标得分之和最高占个人总分的53%),因此,本质上反映的是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更何况,著作数和引用率往往是学者长期以来研究成果的积累,这就保证了RHSU排名的稳定性。

(二)RHSU排名的“公共影响力”视角

在表1中,除去上述三个指标,剩余五个指标反映的是教育学者的“公共影响力”。譬如,教育期刊提名度显示的是学者在《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和《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被引用或提及的次数,博客/网络提名度主要反映学者在博客(特指谷歌博客)中被引用、提及或讨论的次数,报纸提名度主要记录学者被英语报纸引用和提及的次数,国会记录提名度主要反映学者是否出席国会听证以及作品被国会议员引用的次数,社交网络得分主要反映学者所发推特(Twitter)消息的原创率、转发率,以及与粉丝的互动次数。这些指标以年度计,所关注的话题容易因某一政策热点或争议事件的影响而引起学者在不同年度排名中位次的波动。但由于“学术影响力”在排名中的“主导”作用,学者的“公共影响力”得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学者排名的结构。因此,能否进入RHSU排名前200名,关键在于教育学者的学术影响力。

(三)RHSU排名的实践取向

RHSU排名是面向实践的,关注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并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正如赫斯在谈及这一排名初衷时所强调的,“之所以要发起这一排名,主要是因为美国当前学术界存在的‘脱离实践’问题,人们更多的只是关注学者的专业学科成就,而对于那些积极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范围内政策讨论的学者却缺乏应有的尊重与关注”[6]。进而言之,以“排名”方式刺激和引导大学和教育学者去关注那些与实践政策层面相关的问题,这也表明美国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

(四)传记分析

我们以2014年的RHSU排名为基准,参照2015年的排名,最终得出了237人的入围教育学者总数。根据入围学者的姓名和所在机构,我们“按图索骥”,从其所在院校的官方网站下载其传记或简历,参考传记或简历呈现的内容,分类收集学者们的工作背景、学术背景、研究兴趣、研究方向、近五年文章和主持的项目等信息。为了进一步考察、印证RHSU排名入围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我们通过微软学术、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谷歌学术索引(Google Scholar Citation)和社会科学研究网络(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等途径,获取其学术发文量与总引用数等相关数据,加以对比分析。

(五)RHSU排名的参照系

在分析学者排名与其所在学校、学院及其教育出身过程中,我们选取了QS世界大学排名和U.S.News全美最佳教育学院排名作为参照,目的在于与RHSU排名中所反映出来的学者比较集中的大学和教育学院进行对比。QS世界大学排名从科研、教学、就业能力和国际视野四个维度对全球八百余所大学进行评估,[7]U. S. News最佳教育学院排名以质量评价、学生遴选、教师资源与研究活动四大变量,[8]每年对三百余所拥有教育类博士点的研究生院进行调查,根据其反馈的数据,通过加权平均值所得出的结果进行最终排名。将RHSU排名与QS大学、USNews教育学院排名的相互参照,反映出的学者与院校分布,信度更高。

二、院校分布与研究领域分布总体分析

如前统计,2014/2015年度入围RHSU排名的学者共计237人。表2呈示2014—2015年度RHSU排名前20名的教育学者,他们分别来自哈佛、斯坦福、纽大等11所大学,其研究领域分布涉及教育政策、教育史、教师教育、教育心理、教育技术等。

(一)院校分布分析

总体上看,237位入围学者来自美国67所院校。其中,入围学者数量超过5人的大学共有15所;人数超过10人的大学有6所,这6所学校学者人数之和达到95人,占总人数的40%。其中,斯坦福24人,名列第一;哈佛21人,排在第二位。(见表3)

2015年3月,2014—2015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结果揭晓,教育学科排名前50的大学(教育学院)中,美国有19所,其中,哈佛荣登榜首。从吻合度上讲,RHSU院校排名前15与QS教育学科排名前50的“交集”为11所;从排名次序上讲,RHSU排名与QS教育学科排名的顺序基本吻合,由此基本可以确认以下11所院校堪称美国教育研究的“学术重镇”:哈佛、斯坦福、范德堡、宾大、加州洛杉矶分校、加州伯克利分校、哥大、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入围2015年度U.S.News全美最佳教育学院排名前10名的院校依次是:约翰·霍普金斯、哈佛、斯坦福与范德堡(并列第3)、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西北大学与哥大(并列第7)、宾大和得克萨斯奥斯汀分校。排除U.S.News全美最佳教育学院排名和QS世界大学排名所涉及的诸如招生标准等非学术性影响因素,2014—2015年度RHSU排名入围教育学者数超过5人的大学,与U.S.News全美最佳教育学院排名和QS世界大学排行榜美国大学教育专业排名高度重合(见表4),尤其是作为美国教育学研究领军院校的斯坦福、哈佛、哥大、范德堡。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大学、学院之学术竞争力,取决于大学所拥有的著名学者的数量与学术影响力。

(二)研究领域分析

德、日教育学研究多以学科体系建构为旨趣,美国教育学者则更加关注教育研究的实用价值,基于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美国教育学术发展的主要特征,因此,在对入围学者的研究领域进行分析时,运用我国的教育学科分类方式加以分析未必恰当。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根据入围教育学者传记、公开出版物和研究项目等涉及其研究主题的关键词等,提炼出每位作者的研究领域及该领域的子方向,对这些研究领域和子方向进行编码处理,加以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区分的15个研究领域。(见图1)

图1 2014--2015RHSU排名入围学者的研究领域分布

从图1来看,教育政策无疑是教育学者最为集中的领域,在237位教育学者中,共有71人从事与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占30%;另外3个学者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分别是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入围学者人数均分别为42、32和25人。这四个领域的学者总数为170人,占72%。此外,超过10人以上的研究领域还有教师教育、学校变革、高等教育和教育测量与评价,共有学者46人,占样本数的19.4%;10人以下的研究领域主要有教育技术(5人)、学前教育(5人)、教育史(4人)、课程与教学(3人)、特殊教育(2人)、教育哲学(1人)和社区教育(1人)。造成此重彼轻的教育学术图谱的原因,或许是由于RHSU排名关注教育实践与公共影响力的价值取向所致;但这一图景的确也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当代教育研究重心的变迁。以教育哲学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前,教育哲学是美国教育学术研究的显学,譬如,《哈佛教育评论》在1951—1960年代所发表的教育哲学类论文占发文总数的18.6%,而此后的60、70、80及90年代,这一比例分别为2.9%、1.1%、3.3%及1.1%;[9]而今,美国大学教育学院的相关学系和研究所,纷纷以“教育政策研究”、“教育政策与领导”等易名,教育政策研究已聚集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学者群”,这既表明大学所秉持的教育研究为教育改革与教育实践服务的价值取向,也为诸多教育学者从事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平台。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原因还在于当代美国教育研究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转型,基于数据与证据的实证性教育研究[10]成为学界日益推崇的主流研究范式。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的持续走强,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说,政策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正在成为教育研究的新的基础学科。

三、基于学者与研究内容

的主要研究领域分析

我们根据RHSU入围学者的研究领域、研究兴趣、公开出版物和研究项目等因素,综合考虑并划分了相对独立的15个研究领域,这里,依据相关数据和信息,作进一步分析。

(一)教育政策研究

2014—2015年度RHSU排名中,教育政策研究领域有71位学者(两个年度的排名中分别为前100名的教育政策学者共有22人,见表5)。这些学者分布于38所院校,14所院校有2人以上,其中,范德堡和哈佛各有7人,斯坦福和哥大师范学院各有4人,有24所院校各有1人入围。教育政策研究学者的院校分布与院校的整体学术实力与学术声誉关系紧密,范德堡、哈佛、哥大师范学院和斯坦福等14所著名大学,聚集了47位教育政策研究者,占全部入围教育政策研究者的66%。入围学者涉及38所院校,其中不乏私立大学和小型特色院校,分布较为广泛。(见图2)

图2 教育政策研究中学者的院校分布

通过对教育政策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以及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该领域相关的研究主题,既有运用公共政策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对教育政策问题的分析,如政治科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社会政策、评估政策、政策分析,也有宏观教育政策问题方面的探讨,如教育改革政策、教育财政、教育绩效评估、州和联邦教育政策、教育变革、教育公平等,还有基于学校层面的研究,如K-12教育政策、学校管理与领导、学校变革、择校等。其中,教育公平、教育财政、州与联邦关系、学校变革、择校等是关注人数较多的领域。

教育政策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知名学者。保罗·E.彼得森,曾任哈佛大学美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联邦教育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评价项目的独立评议咨询专家小组成员,现为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教育政策和治理项目主任,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教育科学院院士,连续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德国马绍尔基金会等机构的研究资助,主要研究公共政策和教育政策,在学校选择、教育券等领域研究令人注目,[11]曾获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玛莎·德斯克最佳图书奖,被美国《教育周刊》称为“全美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约瑟夫·默非现为范德堡大学皮博迪教育学院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教育政策、教育领导和学校改进,近年来,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由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资助的有关“有效学校提升”等研究,曾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卓越研究奖”(2009)。特里·M.莫,曾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现为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组织理论、总统选举、公众科层制等问题,在教育领域,对学校选择和教育券等问题的研究上,造诣颇深,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政治、市场和美国学校》,运用制度理论,建构起学校治理分析框架,批判美国自上而下式的学校管理体制,主张以择校、竞争和学校自主权等要素为基础,建立新的学校制度模式,被认为是推动美国择校运动的主要力量。[12]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除公共政策背景的学者外,尚有法学背景的学者,加里·奥菲尔德便是代表之一。奥菲尔德是美国教育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权项目主任、法学院教授,曾发起哈佛大学民权项目并担任主任,长期关注社会与教育不平等问题,主要研究公民权利、教育政策、城市政策和少数民族机会等。[13]他曾参与政府政策制定,并在与其研究相关的数十个教育案件中担任专家证人,因此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查尔斯·梅里亚姆奖、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社会公正教育奖。哈佛教育研究生院教授理查德·F.埃尔莫尔的研究主题涉及政策分析与评估、教育领导、学校结构与治理的政治学、教育标准、学校选择、特许学校、学校文化,倾向从教育政策的视角观察和分析学校变革问题,认为美国教育政策与教育改革实践失败的原因在于,改革者不能发展组织架构以加强和推出新的改革措施,缺乏有计划性的流程,难以保证改革持续乃至成功。[14]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

入围教育经济学学者共有42人,分布在23所院校,其中,斯坦福(6人)、哈佛(6人)、杜克(4人)和哥大(3人)人数显著多于其他院校,尤其是斯坦福和哈佛,具有明显优势。这与教育政策领域学者的分布特点类似。

20世纪50年代,以舒尔茨(Schultz,T. W.)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以解释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增长不能解释的部分的人力资本理论[15]以来,一方面,人力资本理论仍得到持续发展;[16]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批评,希望能对教育与生产率、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替代性的解释,各种新理论与新方法被引入人力资本研究,从而丰富了教育的经济学分析的理论视野。基于相关学者的研究主题分析显示:部分教育经济问题研究者本身就是经济学研究者,他们从公共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力资源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城市经济学等角度,采用统计、回归模型等实证手段,研究教育政策问题;另一部分学者则从教育政策和公共财政、教育计量经济学等维度,研究教育公平、高等教育政策、教师质量评估、教师教育等问题,人们尤其关注教育经济学中的计量统计、教育资源配置、学校财政等问题。

从表6来看,在2014—2015年度RHSU综合排名中,斯坦福有4人上榜,且排名前列,成为美国教育经济学研究重镇。汉纳谢克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教授,作为国际教育经济学界著名学者,在教师激励、教育生产研究、教育财政研究、公共政策分析等领域成果颇丰,他早年提出的用附加值测量评估教师绩效的建议,[17]得到普林斯顿经济学家丹尼尔·F. 麦卡弗里(McCaffrey,D. F.)、托马斯·凯恩(Kane,T.)及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有效教学项目”等相关研究的支持。[18]霍克斯比曾是哈佛经济学讲席教授,现为斯坦福经济学教授。在哈佛,霍克斯比是一位极富感染力的“明星教授”,2000年,她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讨论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与学生和纳税人的收益之间关系的论文,[19]其中,将区域河流数量作为分析学校分布的工具变量,使其一举成名,奠定了她在教育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她所主编的《学校选择的经济学分析》一书,立足于美国经验,运用经济理论与计量方法,对学校选择之于教育质量、教育问责制的影响、学校选择与学校生产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20]转入斯坦福后,霍克斯比在多个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扩大大学入学机会”项目的研究,着力探讨了二战以来市场对高等教育运行和发展的影响、大学生的教育成本等问题。[21]霍克斯比认为,过去几年来美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在教师作用、同伴作用和大学生选择的复杂性,而未来研究的重点是问责制。[22]

卡诺伊和列文是影响力尤在的老一辈学者。卡诺伊现为斯坦福教育学院教育学讲席教授,早年曾在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后来,在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从事研究工作或担任顾问,曾任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图书奖委员会委员,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会长等职,在应用计量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以及教育中的种族、不平等与语言教育等领域造诣颇深,曾从经济学角度比较分析了教育与国家的关系。[23]卡诺伊关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对美国工作场所和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即制度变化对教育的作用,揭示教育与个人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近年来,卡诺伊从经济学角度对特许学校、教育券、学校绩效、问责制、公私立学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24]列文曾任斯坦福大学高等教育与经济学讲席教授,斯坦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财政与治理研究所主任;1999年起,任哥大师范学院经济学与教育学讲席教授、国家教育私有化研究中心主任。列文长期致力于教育经济问题研究,他发现,在教育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中,影响教育成就和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中,人际的、内省的技能非常重要。因此,他建议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成就,尤其是边缘群体,重点培养劳动者的适应性;[25]他曾发起旨在帮助薄弱学校加快改革步伐、提升教育质量的 “跃进学校计划”,并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研究美国教育改革中的市场机制与私有化问题。

(三)教育社会学研究

在RHSU排名中,有32位学者从事教育社会学及相关研究,男性学者和女性学者各16人,分布在20所院校中。威斯康星、斯坦福、纽大和哥大入围人数排在前列,紧随其后的是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宾大,威斯康星和纽大在教育社会学领域显示出巨大优势。二战以来,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逐渐向实证化方向演化,研究领域亦趋于分化。由于政治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渗透,教育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向日益明显,并在教育决策、教育评价、教育文化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对RHSU排名入围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的数据分析,发现当代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主题广泛,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关系、高等教育中的种族问题、教育政策与社会不平等、教育机会均等、文化资本与教育、学校组织、教育中的女性主义等都是比较集中的关注主题。这与有的学者运用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2000—2011 年美国《教育社会学》杂志所作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26]

表7呈示了进入RHSU排名前100名的教育社会学学者名单。作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重镇,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拥有许多一流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者,比林斯便是代表之一。她长期致力于从文化视角研究教学问题,探讨教师教育中的文化多样性。作为一名黑人学者,她对批判的种族理论[27]尤有兴趣,并以此理论观察和审视黑人男孩子的教育问题。[28]亚当·加莫伦主要研究学校组织、教育分层与不平等、学校系统中的资源配置,在废除种族隔离对学校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社会资本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令学界关注。诺格拉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终身教授、国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现为纽大文化教育学院教育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学校与城市环境、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受其自身生活与成长经历的影响,他长期关注种族教育社会学问题,从种族社会学、社会公平的意义上,揭示黑人男孩在社会生活与教育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困难,[29]倡导弹性入学,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以改善非裔美国人及拉丁裔男孩的生活状态以缩小学生的成绩差异以及学校间的成绩差距。[30]

(四)其他研究领域

限于篇幅,我们对下列研究领域仅就其发展样态作大致描述。在入围2014—2015年度RHSU排名的学者中,有25位学者从事教育心理学研究,主要分布在17所院校,宾大和加州洛杉矶分校分别有3位学者,哈佛、范德堡、纽大和斯坦福分别有2位学者。该领域的研究主题较为复杂,有的与近年来日益繁荣的认知神经科学相关,如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K-12教育神经学、思维与学习、学习科学等;有从社会文化心理视角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文化心理学、心理人类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育和历史、教育和人类发展、移民青少年等;有基于教育心理研究的教育改革实验研究,如儿童发展、多元智能理论、发展心理学、天赋和英才教育、积极心理学、教师教育等;也有与教育心理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心理测量、教育与心理统计、学生评估、综合分析等。

从表8来看,哈佛的霍华德·加德纳显然独树一帜。加德纳长期主持“零点项目”,提出并不断修正多元智能理论。尽管加德纳的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领域备受缺乏实证研究支持的质疑,但在教育改革和实践中,这一理论得到许多教师、学校管理者及特殊教育者的欢迎,许多人因此改变了对儿童的认识与看法,也有许多人受此启发,开始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法与模式。而加德纳本人也进一步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2011年的新作《重塑真善美:为21世纪的美德而教》一书,被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协会前任主席布鲁纳认为是加德纳对自己早期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富有意义的深入探讨”[31]。

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相关联,同时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PISA测验、教育学术研究领域的实证趋向的影响,教育测量与评价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入围 RHSU排名从事教育测量与评价研究的学者有10人,分别来自7所院校,3人来自哈佛,2人来自科罗拉多大学,另外5人来自密西根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亚利桑那大学和宾大,其中,哈佛的托马斯·J.凯恩(Kane,T. J.)、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多分校的洛瑞·谢泼德(Shepard,L.)和斯坦福的爱德华·H. 黑特尔(Haertel,E. H.)连续两年入围前100名。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和主要研究问题大致有:教育评估、政策分析与评估、学业成就标准、学业成绩测验、教育评估干预、教育问责指标等。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s)的传播,基于互联网的在线学习、泛在学习及因此衍生的学习分析技术等,正全面影响着传统的学校教育以及人们的教育研究方式。入围 RHSU排名从事教育技术的学者有5位,分别是俄勒冈大学的赵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伯特·斯莱文、印第安纳大学的柯特·邦克(Bonk,C.)、肯塔基大学的斯科特·麦克劳德(McLeod,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路易斯·戈梅斯(Gomez,L.),这些学者的研究主题包括:基于证据的教育、教育大数据、计算机游戏与教育、游戏化学习、开放教育(资源)、组织学习、学习分析技术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教学和学习应用等。在RHSU排名中处于第8、9位的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赵勇是RHSU排名中唯一一位华裔教育学者,曾供职于密歇根州立大学,2010年至今任职于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现为该院教育测量、政策和领导学系技术学讲席教授、全球在线教育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计算机游戏和教育、教师技术适应等,[32]所著《世界一流的学习者:培养具有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学生》[33]获2013年美国教育学教授协会教育图书奖、教育出版者协会颁发的教育领导力杰出成就奖,被《教和学》(Tech & Learning)杂志评为2012年教育技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前十位学者之一。同时兼任英国约克大学有效教育研究所教授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莱文,主要致力于基于证据的教育、协作学习等方面的研究,在以技术促进早期读写能力的提升、推广成熟的数学教学模式、改进科学与技术以及数学教育,以及促进初等学校的合作学习等方面,成果颇丰,曾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帕尔默·约翰逊奖等诸多奖项。

教师教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在RHSU排名中,从事教师教育研究的学者有13位,分布在10所院校,斯坦福3位,密歇根大学2位。近年来,美国教师教育研究的主要议题已从传统的与教师职业相关的实践问题,发展到教师专业发展、教师的反思性教学实践、教师文化、教师共同体、教师领导力、教师效能等与促进教师发展和教师组织相关的深层次问题。有学者对美国教师教育研究权威杂志《教师教育杂志》(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1997—2007年)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近十年来美国教师教育研究在“多元文化适应”、“教师质量评价体系”、“教师教育改革”、“初任教师入职指导”、“反思性实践”五大领域发表的论文相对较多,发文数占到全部论文总数的67%。[34]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虽然入围RHSU排名的教师教育研究者为数不少,但多数学者的排名在100~200名之间。在众多从事教师教育研究的学者中,琳达·达林-哈蒙德连续两年名列前茅(分别为第1名和第2名)。哈蒙德曾任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会长,哥大师范学院国家重塑教育、学校和教学中心主任;1998年至今,任斯坦福大学教育学讲席教授,斯坦福教育机会政策中心联席主任。作为美国教育改革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曾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研究特殊贡献奖”等诸多奖项,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教育平等、教学质量、教师教育等领域。哈蒙德从当代美国社会普遍关心的以高效学习提高教育质量以及如何促进大面积教育公平等议题入手,研究教师教育问题。作为奥巴马政府现行教育政策改革团队的领导人,哈蒙德与布里基·巴伦(Barron,B.)等知名学者历十余年之功,围绕“人是如何学习的”这一基本问题,聚焦于阅读与素养、数学、科学三大主要学科领域,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探索了基于项目、基于设计和基于问题的“理解性教学”,提出革新课堂学习环境、促进高效学习、提升教师素养、变革学校体系等变革策略与建议。[35]

学校变革是近年来兴起的重要教育研究领域之一,入围RHSU排名的学者中,有12位从事学校变革研究,分布于7所院校,斯坦福有3人,哥大师范学院、哈佛和芝加哥大学各有2人。该领域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学校综合改革、教学专业化、教育标准、教育绩效、特许学校等。在连续两年的排名中,斯坦福大学拉里·库班(第6、8名)、波士顿学院安迪·哈格里夫斯(第12、6名)居于前列。库班曾任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涉及课堂教学、学校变革史、教育政策与实践、教师与学生的技术使用等,他透过对上学时间、教育标准及课堂生活实践这一黑箱问题的分析,探求学校变革的内在机理;[36]透过对种种技术的教育应用的分析,揭示技术之于学校生活与学校变革的影响。[37]对哈格里夫斯,中国学者并不陌生,近年来,已有学者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专题研究。[38]多维的学科基础(社会学、教育学),丰富而多元的教育经历,使哈格里夫斯倾注极大的热情推动学校变革。近年来,他与丹尼斯·雪莉等人接连发起“阿尔伯塔学校改进项目”、加拿大安大略省“满足基本,适合所有”项目、美国西北部地区农村教育智慧网络项目、加拿大安大略“自中部崛起”项目等,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基础教育学校变革。在研究方面,哈格里夫斯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教学的专业资本、教育变革、向上的领导力等领域。他致力于研究学校不断走向卓越的成功案例,有关“向上的领导力”的研究,开辟了学校领导研究的新方向。[39]

入围RHSU的高等教育研究学者有11位,分别来自宾大、弗吉尼亚大学等8所院校,宾大是高等教育研究重镇,劳拉·佩娜(Perna,L. W.)从81名升至40名,肖恩·R.哈珀(Harper,S. R.)虽然在2014年未入围,但在2015年升至第42名。从整体数据分析看来,单从公共影响力维度而言,与其他学科领域相比,高等教育研究似乎略显薄弱。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的相关研究主题涉及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经济(高等教育财政、高等教学生资助)、中学后教育(入学和补救)、高中与大学衔接、大学生就业、高等教育中的种族(民族或分层)、大学治理、大学招生录取等。现为宾大高等教育与民主联盟执行主任的劳拉·佩娜,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的准入、选择和公平、大学财政和支付能力、联邦和州政府对大学教育的参与,在财政援助对于大学入学机会的作用、国家政策对引领高等教育引领、促进高等教育走向成功中的作用等,取得丰富成果。

有5位从事学前教育研究的学者入围RHSU排名,有2人来自弗吉尼亚大学。学前教育研究的主题包括:幼儿教育、读写能力发展,幼儿读写信息发展,早期教育中的综合发展、早期干预等。在为数不多的入围学前教育学者中,罗伯特·C.皮安塔遥遥领先(2014年第19名,2015年第22名),他现任弗吉尼亚大学克里教育学院院长、国家学前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曾主持国家儿童保健与人类发展研究所关于幼儿保健和青少年发展的多项研究,2012年被WOS评为心理学领域引用率最高学者之一,2013年被教育周刊评为教育政策领域最具影响力学者之一。罗格斯大学国家早期教育研究所主任W.史蒂文·巴尼特(Baynett,W. S.)则是一位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幼儿教育专家,长期关注早期关怀与教育的经济学问题以及相关的教育机会分配,他与人合编的《投资年幼儿童:联邦学前和早期儿童教育政策的新趋向》一书,描述了美国学前教育投资与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势,发表于《科学》的《早期教育干预的有效性》一文,更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40]

入选RHSU排名的学者中,教育哲学、教育史、课程与教学、特殊教育和社区教育研究等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者不足5人,教育哲学的“显学”地位渐失。入选RHSU排名的教育哲学学者仅有斯坦福的内尔·诺丁斯一人。拥有中小学教育学与管理经验的诺丁斯,长期从事保健与教育伦理问题研究,尤其是护理伦理及其与学校教育、福利、家庭、社区内的学习和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诺丁斯将人际关系定义为关怀关系,认定关怀伦理是人类的主要伦理,由此出发,“学会关怀”是教育的主要目的。“每个教育机构、每种教育努力都必须以保持和增强关怀作为主要目的。”[41]在她看来,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伦理理想,而榜样、对话、实践、认可,则是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方法。诺丁斯试图用人际关怀将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弥合起来,以重构人际关系,解决现代性的道德危机,这一基于精神关怀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于社会道德重构与学校道德教育均具有重要意义。

有4位教育史学者入围RHSU排名,他们的主要研究议题有:美国教育史、美国高等教育史、美国学校改革史、美国政治与文化史、美国与世界教育等。在2014—2015年度RHSU排名中,黛安娜·拉维奇分别位列第2和第1名。拉维奇曾任哥大师范学院历史学与教育学双聘教授,此后步入政界。在乔治·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期间,任联邦教育部部长助理,兼任全国评估治理委员会成员,在联邦层面,着力推动国家教育质量标准的研制,参与推动联邦测验项目。退出政界后,出于美国智库发展的“旋转门”需要,转任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研究主席。扎实的历史学背景、丰富的教育行政经验以及强烈的教育民生意识,使拉维奇善于从历史视角批判性地审视现实的教育改革问题,无论是从政还是到担任大学教职,她都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教育时政、关注教育民生的文章。[42]她批判问责制在解雇教师和关闭学校方面的惩罚性作用,批判用特许学校取代公立学校和依赖于明星教师。她2010年出版的《伟大的美国学校系统的存亡:测验与择校是如何破坏教育的?》[43]一书,是其对美国教育改革史的批判性分析成果,直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实施后果,正如柯伦伯格所评论的,在与基于不同政治主张的各派教育改革者的争辩中,“拉维奇表现出支持公立教育和尊重教师权利的有趣结合”[44]。

入围RHSU排名的课程与教学研究学者有3人,这些学者的学术关注点聚焦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课堂教学改进、课堂教学监测与评价等。弗尼吉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卡罗尔·安·汤姆林森连续两年位列第17名、第16名,其主要研究领域为课程、教学,尤其是差异教学(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从1999 年首次从学习者的需求入手探讨差异教学开始,[45]历经十余年,潜心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内容广泛,从差异教学的脑科学基础,到对学生在准备状态、兴趣和学习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分析;从对课程的三大构成要素——内容、过程和成果以及教师角色的分析,到平行课程模式与理解性教学设计模式,从单纯的课堂教学,延伸至班级、学校及学区的教育领导管理对于开展差异教学的意义与支持作用。其中,《实践中的差异教学:差异化课程指南》等系列著作,为广大教师提供了操作性强的实践工具与应用指南,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差异教学的辐射与推广。罗特施尔评论说,差异教学理论可以真正服务每个学生,而不管学生的种族、阅读水平、学习风格、身心障碍或个人处境等。[46]入围RHSU排名的特殊教育研究学者有两位,分别是范德堡的林恩·福克斯(Fuchs,L.)和肯塔基大学的马拉奇·毕晓普(Bishop,M.),两人均有心理学学术背景,且研究方法都注重测量与量化。福克斯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测试和评估、阅读和数学障碍、学生在同侪媒介教学中的学习与交流、数学问题解决。哥大的托马斯·贝利(Bailey,T.)是入围RHSU排名唯一的社区教育研究学者,主要研究社区学校和继续教育。

四、启示与借鉴

(一)高水平学术队伍建设

就RHSU排名而言,在237位学者中,无论在当前所在机构上还是博士毕业院校上,哈佛与斯坦福都独具优势。哈佛的教育政策、教育经济学、教育测量与评价研究均位列第一,在教育心理学和学校变革研究领域位列第二;斯坦福则在教师教育、学校变革与教育经济学研究上独树一帜。一个优势学科的建立可能依靠多种因素,而学科队伍建设和学科队伍的凝聚力是重中之重。

1. 学缘结构

从入围学者的学缘结构分析来看,我们收集到的有效数据为226个,其中,学者当前所在机构与博士毕业院校不一致的学者193人,所在机构与博士毕业院校一致的学者有33人,占有效数据的15%,这33人主要来自14所院校,其中,哈佛人数最多,共有11人,占所有学缘结构一致人数的三分之一,占哈佛入围学者总人数的52%,这与哈佛在世界大学中的地位有关,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学者在其博士毕业时即留校任教,相反,多数学者是在其他院校取得相当的学术成就之后又返回哈佛担任教职的。(见图3)

图3 学者学缘结构一致的院校与入围学者数

2. 人才引进

限于篇幅,这里仅对226个有效数据中人才引进中超过4人的院校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斯坦福、范德堡、哥大、宾大引进人才相对较多,斯坦福的入围学者中,属引进的人才达18人,占入围斯坦福学者人数的75%;范德堡13人,几乎全部为引进外校人才;哥大和宾大各10人,分别两校入围学者人数的77%。由此可知,引进人才,尤其是引进外校高水平学术人才是构筑学术高地的重要策略之一。(见图4)

图4 部分院校高水平教育研究人才的引进情况

(二)教育学术人才培养

1. 优秀人才培养反映院校学术实力

大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人才培养。从入围学者的博士毕业院校分析来看,哈佛在美国教育领域博士培养中具有绝对优势,斯坦福、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宾大和哥大等,在教育领域博士培养上具有显著优势。从图5看,入围的237位学者中,有38人毕业于哈佛,15位学者毕业于斯坦福,有44人分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和宾大,从这6所大学毕业的学者至少占40%,可见人才培养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中的作用。斯坦福建校伊始就把人才培养放到核心位置,在20世纪中叶学校转型过程中,又把研究生培养放在核心位置。[47]哈佛教育学院在1920年成立时将人才培养的起点定位为学术性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培养教育领导者,创造知识,以提高学生的机会、成就和成功”[48]的使命,强调人才培养的高起点、精英化,兼顾学术性和专业性人才培养,并将继续教育培训纳入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49]。

图5 RHSU排名入围学者获得博士学位院校分析

2. 学科交叉与教育学术人才培养

在人才培养中,单一的学科知识体系,不足以应对未来社会对教育提出的挑战。跨学科培养研究生不仅是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已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50]在从事教育研究的237位学者中,第一学历是教育学或教育分支科学的学者所占比例仅为10%,而本科学习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因此,虽不能断言本科非教育专业构成了今天优秀学者的研究基础,但至少可以说,这些学科的确给教育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在博士学位获得上,比较集中地聚焦在教育学类和经济学类上,占总人数的56%,而获得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学位的学者分别占10%左右。

(三)学科方向与特色建设

从RHSU排名来看,在237位入围教育学者中,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学者有71人,占排名中学者人数的30%,这固然与RHSU排名所秉持的“公共影响力”视角有关,但如此众多的学者入围RHSU排名,着实出人意料。这从另一维度反映了当代美国教育研究的宏观政策取向。不同研究领域学者的所在院校呈现多元化特征:教育政策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范德堡、哈佛和斯坦福;教育经济学的学者则以哈佛、斯坦福和杜克居多;教育社会学学者集中在斯坦福、纽大和哥大师范学院;教育心理学的学者则以宾大、加州洛杉矶分校和哈佛居多;教师教育研究的学者主要分布在斯坦福、密歇根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等。美国大学教育学院并没有盲目追求“高大全”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学科体系建设,而是注重从自身学术传统与办学实际出发,凝练学术方向与研究领域,形成教育学术特色。

(四)教育研究范式转换

1. 多学科视野的教育研究

RHSU排名中教育学者的研究领域,集中反映了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教育研究的多学科视野,教育研究正在改变过去单一学科研究的狭隘局面,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其他学科的独特视角。在教育政策研究的主题中,既有公共政策、政策科学视角下的教育研究,又有教育政策的经济学、社会学分析;教育经济学研究中,从公共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力资源、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视角看教育。早期教育学所注重的哲学、伦理学和历史学基础,似乎正被(公共)政策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所取代。教育学者们的学科出身更加多元,学缘结构更加丰富,从事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学科本身,这或许预示着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教育研究的来临。

2. 教育研究的实证取向

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教育学的先行者们曾在教育学科化、科学化上长期探索,他们中从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到维尔曼、桑代克、拉伊,再到斯金纳、布鲁纳,都把目光锁定在“科学—实证”的方向上。尽管后来这一取向受到来自精神科学教育学、诠释学理论、批判理论的批评,但人们并没有否定“科学—实证”取向在教育研究中的作用。时至今日,虽然在教育学“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人们对实证化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不再简单地视其为“量化”或者“定量”,而是极力倡导和扩展采用严格方法特别是随机试验的实践项目,基于这些项目的研究结果来指导教育政策与实践。[51]从RHSU排名来看,约翰·霍普金斯的斯莱文和俄勒冈大学的赵勇都在教育技术和实证领域有着较高影响力。基于证据的研究的极力推崇者斯莱文曾指出:在布什政府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后,法案中关于支持那些“基于科学证据的研究”被提及百余次。[52]

(五)教育研究引领实践变革

1. 研究指向具体的教育实践问题

或许是因为教育学是在实践的直接驱动下产生的缘故,最初意义上的教育学探讨教育实践中最基本的问题——如何最有效地教给学生最多的东西,这其中,既有如何“有效”地教的理想,也有对让学生“快乐”的关怀,这似乎揭示了教育学(研究)在起初就面临着“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的纠结。在RHSU排名中,这些教育学者的研究领域的鲜明特点在于:较少地谈论与教育学(或分支学科、研究领域)学科有关的问题,更鲜有探讨教育学理论和学科发展的论题,而主要研究相关领域的具体教育实践问题。

2. 教育研究促进教育实践变革

教育理论本身的建构是早期教育研究的主要任务。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教育理论更多的是一种实用理论,主要用来指导教育实践,从而改进实践;或者是通过实践,检验理论本身的合理性,从而验证研究的存在价值。因为教育研究不能完全超脱于教育实践,它有责任为教育实践变革提供各种知识。教育理论者应关注特定时空中的教育实践问题以及解决策略,并以此作为自身立业的基础。从RHSU排名来看,美国多数教育学者都以关注、研究教育实践问题为己任,如彼得森在学校选择、教育券等领域的研究,列文发起的旨在帮助薄弱学校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的“跃进学校计划”,哈蒙德提出的旨在变革课堂环境、促进教师学习、提升教师素养、变革学校体系的“理解性教学”等,都引领美国教育实践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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