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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与公民教育  

2017-06-25 07:37:30|  分类: 【社区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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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与公民教育

2017年06月12日 14:11 来源:《教育学术月刊》 作者:刘霞 字号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理应在公民教育国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家文化;公民文化;公民教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霞,女,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母语课程与教学,公民教育研究。南京 211171

  内容提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理应在公民教育国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开展公民教育、培养中国公民,既要认识到家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也要正确面对西方公民文化与中国家文化存在的冲突,诸如“权利优先”与“责任优先”、“人人平等”与“差序格局”、“法治”与“礼治”等,调和冲突,寻求融通。

  关 键 词:家文化 公民文化 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6)12-0017-06

  任何公民都属于特定的国家,因而,培育时代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是中国公民教育的应有之义。然而,公民教育被引进至今,仍未能使“公民教育在中国”转向“中国公民教育”,即公民教育本土化仍未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公民要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的“家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既浸染了深厚的民族精神,同时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传承和实践民族精神的重要路径,理应在公民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不同于西方强大的宗教型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伦理型文化。血缘关系的自然实体是家,家具有天然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是中国伦理文化最为生动的实体性载体。中国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关系是家庭关系,最亲的人是家人。中国人恋家、爱家,重视家庭道德建设,期望通过修身齐家,实现治国平天下,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家文化”。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实质上是“家的文化”。[1]

  家文化在家庭中诞生、发展,其核心和皈依都是家庭。同时,家文化也给家庭以规则,对家庭中的个体以道德约束,因而中国人的许多道德修养和品格都与家文化有关。“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2]亲戚、邻里、朋友关系是血缘关系基础上扩展开的地缘文化,是家庭关系的延伸,中国人最为看重的还是第一重生活——家庭生活。基于此,几千年来,中国人智慧而果敢地经营着家庭,使得中国的家文化绵延生息,中国精神也历久弥新。正如福山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固然伤痕累累,唯一比其他机制更坚韧、更蓬勃的就是父氏制度的中国家庭,因为家庭一向就是中国人对抗外在险恶环境的避风港,而农民终于也了解他们唯一能够真正信赖的人,还是最亲近的家人。”[3]因家庭守护着作为中国文化基因的家文化,因而有学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家庭才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4]。

  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不仅是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场所,同时作为社会的细胞,也是个人与社会、国家的连接点。家庭不仅孕育出中国的家文化,也培育了中华文化,是缔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地。“家文化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给家庭或家族提供了一套规则,而且是因为它泛化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家族以外的社群、机构,包括企业或国家都可被认为是‘家’的扩大。”[5]因而,中国强调家庭建设,重视在家庭中培育个体道德,其实,也是为社会、国家培育人才。蔡元培认为:“家族者,社会、国家之基本也。无家族,则无社会、无国家。故家族者,道德之门径也。”他特别强调“于家族之道德,苟有缺陷,则于社会、国家之道德,亦必无纯全之望,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者此也”[6]。家庭作为道德教育的门径,加之家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有着重要的无法替代的地位,对孩子的影响一旦“入魂”,孩子的所有言行无不体现并坚守着这种影响,因而对个体具有很强的教化作用。家文化的教化作用,不仅出现在伦理型文化主导的传统社会,当今社会也同样如此。家庭是现代中国社会最具基础意义的元素,“无论对社会秩序还是个人生活,家庭都具有绝对的首要意义”[7]。在中国,家文化作为中国伦理与道德的基础,理应在当今公民教育中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二、家文化:公民教育的重要支柱

  家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公民教育必须基于家文化的伦理,才能真正生根发芽。但长期以来,我们把家文化与公民文化对立起来,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契约文化,家文化是一种亲情文化,甚至认为公民文化是现代先进文化,家文化是传统落后文化。产生这种对立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公民的肤浅理解,认为公民生活指向公共生活,而家庭指向私人生活,家文化与公民文化缺少交集;更为主要的是对公民教育的误解:认为公民教育引进自西方,西方的公民文化才是公民教育的“正宗”根基。这种将公民文化与家文化对立起来的认识,把家庭教育排除在公民教育之外,使公民教育失去了中国文化和伦理的根基。中国的公民教育要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不仅不能排斥家文化,而且要合理利用家文化对公民教育的作用,为公民教育寻找坚实的中国根。

  1.家庭教育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

  认为公民教育只是学校为培育合格公民所进行的教育,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理解。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公民教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公民个体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意识等是通过包括家庭、社区、朋辈群体、学校、大众传媒、宗教机构等方面的共同作用形成的。而家庭与社区作为公民个体早期成长所处的环境,对公民个体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意识以及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8]。事实上,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东方国家普遍重视家庭对公民的形塑作用,以新加坡尤具代表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执政之初,面对多种族、多文化、国家认同感较低的国情,主要就是通过伦理道德教育渗透国家意志,抓住“家文化”中的“孝道”,从而成功地培育出时代需要的新加坡公民。作为对西方价值观渗入的一种反应,1990年,新加坡发表了《共同价值白皮书》,其中提出五大共同价值观,分别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9]这五大价值观明显体现了东方社会以伦理型文化为主导的特征,有效地“避免被西方价值观所淹没”,“沦为一个邯郸学步的伪西方社会”。

  事实上,无论是否将家庭教育纳入到公民教育的体系中,家庭对公民的形塑都无时不在。以家庭中的核心价值观——家风、家规为例,不论古今,不论阶层,在中国,家风家规都对培养社会需要的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4年春节,央视推出的大型海采节目《家风是什么》中,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采访对象提出的家风,包括了“修身养性”的个体道德、“仁者爱人”的家庭伦理、“忠恕之道”的社会公德和“精忠报国”的民族气节等方面[10],这些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形塑着中国公民的伦理。正如央视新闻联播对“家风”的宣传词:“家风是一个模子。一个人能不能成才成器,算不算一个好公民,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模子怎样塑造他。”公民教育,不仅有学校的力量,更有家庭的力量。

  家庭在公民教育中理应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断裂和孤立的视角看待学校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学校公民教育也是如此。造成这种断裂和孤立的主要原因是对包括家庭教育、生活教育等习俗性德育的忽略和轻视。习俗性德育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无法系统化,难以把握,因而饱受轻视和批评,但“习俗性德育的潜移默化的德育效果往往是体制化的现代学校德育所难以望其项背的”[11]。公民教育也受到这种德育理念的影响。当前,培育时代需要的中国公民,如果不正视家庭对学生已有的形塑,学校的公民教育或将产生很多重复性劳动,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或将与家庭教育相距甚远,培育出道德混乱的个人。当前学校公民教育要正确认识家庭教育对公民形塑的作用,强化家庭在公民养成中所扮演的角色。

  2.家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体现

  公民及公民教育作为舶来品,20世纪初,为了启蒙和救亡的需要,公民理念和公民教育被知识精英引进到我国。但任何公民都是特定国家的公民,都为该国的文化所影响、所规定,因而自引进之日起,公民理念及公民教育就面临着本土化问题。本土化不是把西方的公民文化本土化,而是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点。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认同。一个国家的公民,不仅需要“公”通过法律制度对“民”进行认定,而且需要“民”通过文化对“公”进行认同。“民”对“公”的认同是一种精神认同,家文化是达成这种精神认同的重要途径。

  当前,学校的公民教育基于西方文化的理念,缺少本土化的改造和创新。教科书将西方的一些公民理念和公民思想作为客观知识碎片化地呈现给学生,没有结合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特征进行分析,更缺乏引导学生进行本土化的反思。如果学校公民教育仅停留于对西方公民知识的学习,必然缺少中国文化的根基,呈现一种游离状态,其结果是可怕的。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中指出:“文化辐射中的游离的成分,就像一个流动的电子或一种流行的传染病。当它从迄今为止一直在其中发生作用的那个系统中解脱出来,并被释放到另一个社会环境中独自漫游时,它就可能被证明是致命的。”[12]事实上,西方文化中的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都已经在游离的状态下影响着我国青少年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的形成。因而,学校公民教育要以家文化为核心和出发点,重视我国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本土化中的作用,对公民教育内容进行现代化和中国化的阐释,使之成为我国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开发和研制出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公民教育课程和教材。

  不仅学校公民教育的内容要以中国的“家文化”为基点,家庭教育的方法和优势也可有效迁移到学校公民教育中。受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影响,学校开展公民教育多以说教和灌输为主。说教和灌输最多只能使学生获得关于公民的知识,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学校要培育出真正的公民,必须摆脱单纯的说教,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包括家庭的日常生活。在中国“家文化”中,春节的“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一次重大伦理生活;重要节日的“祭祖”“拜庙”等重要家庭仪式,也为青少年创造在仪式中养成良好品格、形成家观念的机会。因而,学校在开展公民教育的过程中,也要充分给学生创造体验和实践的机会,让学生能参与道德选择和判断,并由此获得正面经验和积极体验。要重视在学校中开展诸如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以培育公民的国家认同感;重视开展诸如尊老、植树、深入社区等活动,达到知行统一的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生活事件、故事等,引导学生进入生活场景、故事等公民交往情景中,并通过启发、讨论等,使学生辨别正误、明确是非,树立起正确的公民观念。家庭教育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往往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情感、态度、思想、情趣乃至心灵,从而使孩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父母是孩子成长的道德和精神榜样。学校开展公民教育,教师也要能成为学生的榜样——不只是在于教师的公民知识,更在于教师要成为公民的典范,因此,要重视教师公民人格的塑造和养成。

  3.公民教育对家文化的保护与挖掘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30多年,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被核心家庭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瘦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摧毁了作为伦理实体的乡村,大家庭赖以生存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公共交通的日益发达,使得迁徙得以快速、大规模地发生,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教育意义随着家庭核心人员的进城务工等工作迁徙而难以实现。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在一起”的保证,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名存实亡,很难发挥其道德教化功能,也无法顾及其对公民的形塑。更为主要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使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泛滥,家庭通过伦理实体获得的育人功能不断弱化。复归传统的大家庭完全不可能,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已成必然,时代的这种必然性,要求学校公民教育对日益弱化的家庭伦理实体的育人功能进行挖掘和拯救,对家文化进行保护。学校要通过开展多种活动为家长和学生创造出能展示和表达家文化的机会。当前,一些学校开展的“晒晒我的家谱”、“画画我的‘家族树’”、“到祖籍寻根”等活动都是对家文化的唤醒和拯救。学校要引导家长向子女传播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引导家庭参与到公民的形塑之中,并通过家规、家训、家风等形式,保护传统家文化,为社会形塑合格公民。

 三、家文化与公民文化:冲突与调和

  家文化代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公民文化代表西方现代的政治思想,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中国的公民教育,既要吸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又要符合现代公民的精神,就必须协调二者,在冲突中寻求融合。

  1.“权利优先”与“责任优先”

  现代西方公民教育以自由主义为主导,形成了西方自由主义公民文化。自由主义西方公民文化以个人为中心,个人对他者,对社会和国家具有绝对的价值优先性。正如杜威所说:“早期的自由主义的个人是牛顿式的原子,对于其他个人只有外在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在每一社会的原子中,蕴涵着内在的自由。”[13]自由主义发展至今,这种对个人权利的追求丝毫未减弱,极端自由主义者诺齐克指出:“个人拥有权利,而且有一些事情是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否则就会侵犯他们的权利。”[14]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优先”构筑了现代公民身份的基石,使权利成为公民的代名词。马歇尔就以公民权利界定公民身份,他认为,公民身份的发展就是公民不断争取权利的过程,从18世纪的公民权利,到19世纪的政治权利,再到20世纪的社会权利。[15]可以说,个体权利是西方公民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没有权利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也就不存在公民。

  与西方自由主义个体权利至上不同,中国的家文化更强调个体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在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伦”是一种集体性思维,倡导的是集体优先,即家庭利益至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为先。“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个人的集体性质,除了强调个人的社会历史本质之外,关键是要强调个人客观上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强调个人的这种集体使命感”[16]。因而,家庭之间的亲人关系,不是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是个体与家庭实体的关系。只要家庭结构存在,辈分、长幼就有区分,等级就存在,义务就被分配,责任就被赋予。所以,在家文化中,责任和义务总是处于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的固定不是通过契约约束,而是通过“情”来维持。中国的孝道就是这种亲情的体现,“百善孝为先”,因而居于中国家庭伦理的首要地位。子女对父母的“孝”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情的感激,而且是对作为生命诞生的伦理实体,即人的普遍性存在的认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感恩。[17]

  在公民教育中,面对着西方公民文化中的个体权利优先与中国家文化中的责任义务优先之间的冲突,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权利是现代公民最基本的要求,是维护和利用公民身份的先决条件。作为对我国公民教育的补充,公民教育必须加强权利意识教育。但要强调必须基于中国文化的集体利益至上的前提下行使权利,即在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时,要基于中国家文化的特点,警惕极端的个人主义公民观。同时,对权利优先抑或义务优先还要注意场合的适用性。在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社会,要强调责任或义务是权利的伴生物,强调权利与义务、责任不能分离,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8]而在家庭中,则要尊重和鼓励每个人作为关系的存在,是责任和义务优先的为他人和家庭服务的存在。在社会交往领域,在法律保障权利义务的基础上,提倡和鼓励为他人、为集体尽义务、履行责任,而不要无视个人权利和利益的“义务”行为。

  2.“人人平等”与“差序格局”

  西方自由主义要求的权利,必须人人能够享有,因而产生自由主义的平等。平等与自然权利理论相依相伴,平等就是人所具有的自然权利。在自由主义看来,每个个体都是原子式的个人,人与人存在着”间”和“际”,人与人之间能够也应该是平等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自由主义把人作为“个人”而拥有的“自然权利”转化为作为公民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公民权利也就具有了平等性。正如马歇尔所言:“公民身份是一种地位(status),一种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在这一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19]平等是公民身份的象征,公民是平等理念的体现。

  但中国的伦理型文化不是平等的文化,而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家文化”是这种差序格局的体现。在家中,每个个体都不是独立的,都处于关系中,应“安伦尽份”。晚辈在长辈面前不能讲平等,只能尊敬;弟弟在兄长面前不能讲平等,只能敬爱。“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这是王阳明认为人之为人的良知。孟子提出天下本然存在着三种地位高的人:“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这三种值得尊敬的对象分别是地位高的人、年龄长的人和品德优的人。对爵的尊崇,不能仅仅理解为“官本位”,而是对权力背后的国家伦理实体的尊崇和信赖;对“齿”的尊崇则更显示出中国人对“天人合一”的信赖,“齿”为岁,代表年龄,年龄辈分是天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存在,因而值得敬畏;对有德之人尊崇,是因为人人经过努力都能成为道德上的完人,成为受人尊敬的有德之人,因而这种尊崇是对“追寻美德”之人的敬仰。在中国人看来,个体与实体(整体)之间无法平等,因为每个个体都属于整体;晚辈与长辈无法平等,因为年龄永远无法逾越;品德低下的人永远无法与高尚的人平等对话,“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小人与大人之间有无法逾越的道德鸿沟,因而“夏虫不可语冰”,无平等可言。

  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不平等”,要基于中国伦理进行考察,不能套用西方的标准简单否定。黑格尔对于伦理考察有一个著名论断:“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20]西方强调人人平等是原子式的探讨,而中国家庭伦理的“差序格局”是从家庭实体出发的,这种从实体出发考察伦理恰恰是有精神的。用西方的平等批判中国的家文化的不平等是不合适的。如果在中国人的家庭中强制推行这种西方式的平等,不仅无法有效地培育出合格的社会公民,反而会增加个体的道德混乱,破坏家庭的伦理与和谐。家庭中的所有行为是不平等的,“家庭则是最严厉的不平等的中心……在家庭领域里,自由是不存在的,因为它的主人,即家庭只有在他有权离开家庭并进入平等的政治领域时,他才被认为是自由的”。[21]家庭中的这种“不平等”恰恰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近代以来,受政治民主化的影响,公民交往关系已经深深介入了家庭私人领域,家庭关系也逐渐趋于民主,这是社会的进步、时代的要求。然而,相比于公共领域,家庭仍是伦理实体,家庭关系仍是基于伦理本位的亲情关系,而不是一种基于契约的平等关系。如同不能把家庭关系植入公共生活一样,公共领域的契约关系也不能凌驾于家庭生活之上。学校公民教育要在教育活动中保证人人平等,但也要注意保护和尊重家庭关系中的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呵护家庭的伦理使命。

  3.“法治”与“礼治”

  希腊文的公民(polites)一词由城邦(potis)一词衍生而来,公民即“属于城邦之人”。区别于中国以血缘关系组成的熟人社会,城邦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共同体。缺乏血缘这一天然纽带,陌生人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很可能成为只对自己负责而不对他者负责的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每个人都很可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因而,城邦需要以法来治理。公民的希腊文(polites)与共和(republic)是同一构词,来自于希腊文的politeia。西塞罗将希腊文的politeia表达为res publica并做了论述:“res publica(共和)乃人民之事业。人民不是人们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22]。公民、城邦、共和、法治相互规定,共同促进西方公民社会的建立、公民文化的形成。

  在中国,基于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中,每个个体都处在伦理关系中,并通过“修”个别性的“身”,克服自己的个别性,融入到社会,与他人在一起,从而过一种普遍性的生活。这种普遍性的生活以“礼”为社会规范,因而有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的道德要求。礼对个体来说,用来“正名”,用礼来规定个体在伦理关系中的位置,以及应承担的责任、履行的义务。“礼”对责任、义务的规定,使“礼”相当于“法”。严复先生说过:“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23]。不过,中国的礼有着独特的含义,与西方的法有着区别,最大区别就在于,礼是在伦理关系中规定责任和义务,它赋护人的行为以具体社会情境性而不是抽象意志自由的合理性;而法是对抽象意志自由的保护,是黑格尔所称的“抽象法”,是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在抽象概念中的体现。[24]

  西方的法治与中国的礼治是人类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度作出的不同选择。西方选择城邦,建立公民社会,催生悠久的法治历史;中国选择了基于天然关系的血缘,进行了平稳过渡,催生了几千年的礼仪之邦。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社会以礼而治,将对公正和是非的判定诉诸特定的情境和特定的人情,因而,被认为是“情大于法”,是“人治”,在近代社会饱受批评。孔子所认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典故被看作中国古代社会人治的典型佐证,饱受批判。然而,“亲亲相隐”不是没有公正、是非曲直的态度,而是孔子认为父子间不主动告发“明辨”的是人心人情之“直”,是更为高级的伦理判断。孔子的“直”是针对不同场合、不同事件鲜明地区分人情和理性,是先秦儒家灵活处理亲情与正义等问题的典型体现。[25]无论中外,“情大于法”“人治”都是法的精神,法律只处于法的抽象阶段、低级阶段,法律必须向道德和伦理过度,真正的法保护人的意志自由,是从人出发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然而,现在社会的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计划生育、城镇化、打工潮的多重因素使得中国熟人社会不断衰退,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已经进入了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所描述的“陌生人社会”——保护我们的警察是陌生人、威胁我们的罪犯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的老师等都是陌生人。在陌生人的社会、必须靠法律来约束个人行为,以保证他人的生存发展,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陌生人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个人合法利益及社会公益高于家庭伦理或人情交换”[26]。当前建设公民社会,法治是理所当然的时代选择。

  法治是公平而客观的,但也是抽象而僵硬的,公民社会建设中,既需要公平客观地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对不法进行惩治,但也要认识到法律对作为生命存在的人是无视的,对家庭中的自然亲情是忽略的。家文化的存在是中国人价值观的源头,也是行为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础。公民在公共领域需要平等、自由、权利,但公民契约关系无法取代家文化酝酿已久的道德关系和情感关系,充满敌意的陌生的契约世界也需要温馨、亲密的家文化进行滋润与融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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